慶祝回歸周年27周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譜寫新篇章\劉兆佳
今年的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紀念日，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今年標誌着香港的政治格局和管治模式基本上已經完全重塑，從而為香港往後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礎，讓香港得以在這個歷史新起點上譜寫新篇章。
過去幾年，中央制定的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香港特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特區國安委的成立和駐港國安公署的設立等舉措，築牢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那些策劃和指揮香港黑暴的反中亂港頭目幾乎全部伏法、接受審訊、被懸紅通緝或者畏罪潛逃。美西方和「台獨」分裂勢力失去了在香港扶植代理人與同謀者和搞亂香港的機會和空間。香港再也不是國家安全的短板和隱患，美西方再也不能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基地，或者通過破壞香港的穩定來削弱香港對國家發展所能作出的獨特貢獻。
過去幾年，香港的政治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改革了行政長官、立法會和選委會的選舉制度。特區政府也大幅改變了區議會的選舉辦法。在嶄新的選舉制度下，「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落實，而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則徹底從香港的管治架構中驅逐出去，再難憑藉他們在管治架構內的力量在社會上組織和策動各式破壞香港政治穩定的政治對抗。
「有為政府」成為新管治取向
與此同時，在「愛國者治港」的大環境下，行政立法關係重歸基本法和中央所訂立的「行政立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的核心要求，行政立法走向良性互動。「行政主導」成為基本政治規範和常態。特區政府又通過對區議會和地方行政的改革加強了其地方治理的能力，並通過地方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地區「關愛隊」的設立造福地方居民、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和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有效管治和暢順施政成為了香港的政治新常態。
過去兩年，香港特區的管治心態和模式出現了明顯的改變。過去被理解政府基本上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哲學」被正式揚棄，而「有為政府」則成為了新的管治取向。在大體上維持簡單低稅制和審慎理財的方針下，特區政府領導工商和社會各界積極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民生改善、投資環境優化和關懷弱小。特區政府積極擘畫和扶持香港產業的轉型升級、致力打造創科產業成為香港的龍頭產業、大規模開闢土地、努力開拓新的國際經濟發展空間、加快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特別是深港合作、加大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投入力度、爭取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竭力「搶資金、搶人才」、更廣度和深度參與「十四五」規劃。特區政府也加大了在房屋、福利、勞工、交通、醫療和教育等領域對弱勢社群的關愛。
過去，對於美西方對香港不斷的抹黑、制裁和打壓，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抱着「與人為善」的態度沉着應對。然而，最近美西方那些對香港極不友善的行動越來越引起香港各界的憤慨。
近兩年來，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基本上改變了長期「被動捱打」的局面，對美西方政客、媒體和智庫對香港的不實和惡意詆毀的言論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嚴詞駁斥，凸顯了在「愛國者治港」下香港的政治精英的政治膽識、戰鬥意志和作戰能力，也提升了了愛國力量在香港居民心目中的威望，更有助於加強對香港殘餘的反中亂港分子的孤立和遏制。
毋庸諱言，在香港回歸後的大部分時間內，香港的發展、民生的改善、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愛國力量的壯大，都嚴重受到政治長期不穩、政治鬥爭此起彼落、反中亂港分子毫無底線的阻撓和因為內外敵對勢力煽惑與誤導，造成部分人尤其年輕人形成的對國家和中央的牴觸情緒的巨大制約。結果是：大量結構性的發展、經濟和民生問題不但不斷累積，而且愈趨惡化；特區政府長期奉行的消極被動管治思維也不利於積極應對那些問題。
在缺乏政治穩定和有為施政的大環境下，再加上近年來美西方對香港的打擊和遏制，政治因素遂成為了嚴重牽制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首要因素。
大力推動落實新發展策略
過去幾年，香港政治格局的重塑和管治思維和方式的改變，大體上掃除了不少掣肘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內部政治因素，但日後來自美西方打壓的外部因素卻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會更趨嚴重。
這就要求香港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來之不易的新政治格局和管治模式，並在這個基礎上大力推動和落實香港的新發展策略，包括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破解民生難題痛點和開拓更大的國際經濟發展空間。
比較重要的政治工作包括：切實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定的工作、特區政府更好地團結社會各界、進一步擴大愛國力量的群眾基礎、物色和培育更多的愛國英才來壯大愛國力量、大力推動各種國民教育尤其是愛國主義教育、國情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在制定和落實政策時密切留意和分析社情民意的變化、讓更多社會人士包括年輕人有參與政府工作的機會、建構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利的「官商合作」關係、用好各種諮詢和法定組織、強化特區政府對公務員和工作人員的領導和問責和加強對政策和民意的研究。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建構一個更強大的和有廣闊群眾基礎的香港特區的政治領導力量，讓香港能夠更有能力破解自身的問題和應對愈趨複雜、多變和兇險的國際環境。我相信，在新的政治格局和管治模式的新歷史起點上，香港在國家和中央的關懷和支持下必然會為自己譜寫新篇章。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