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23條草案比諮詢文件更完善
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憲法學教授陳弘毅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逐一回答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不同關注點。他表示，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實施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他支持《條例草案》，認為符合23條立法的要求，在公眾諮詢期間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議予政府考慮。
陳弘毅表示，很高興看到現在的《條例草案》比諮詢文件更加完善，和英美等國家的國安法相比，他認為目前建議的《條例草案》相對簡單，比較容易遵守和執行，市民應該不會誤墮法網。\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條例草案》提供足夠辯護理由
記 者：近日立法會正在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請問您對於《條例草案》有哪些比較關注之處？
陳弘毅：
我主要還是關注一些和市民的生活關係比較密切的、或者一般市民也有可能接觸到的法律問題，例如煽動罪、與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以及境外干預罪。
煽動罪方面，煽動對於中央或者特區政府的仇恨的言論可能就構成煽動罪，但我也注意到，《條例草案》提供了辯護理由，也就是《條例草案》第22條第4款，如果有人對於中央或者特區政府提出一些意見，而其目的是希望改善有關制度或者政策，那麼就不會構成煽動罪。也就是一些理性的批評或者建議，或者認為政府一些做法不妥當，都不會構成煽動罪。
國家秘密方面，大家都比較關注所謂公眾利益辯護。我注意到，現在的公眾利益辯護，參考了外國的一些相關法例。在中國內地，關於國家秘密的犯罪是沒有公眾利益辯護的情況的，但考慮到香港作為普通法地區的情況，這次的《條例草案》在29條加入了「指明披露」的內容，其實就是一個公眾利益辯護。即使屬於披露了國家秘密，如果披露的目的是揭露一些嚴重影響特區政府依法執行職能的情況，或者一項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眾健康的嚴重威脅，這兩種情況下，即使披露的內容涉及國家秘密，也可能不構成犯罪，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辯護理由。
另外，關於境外干預罪，也有市民擔心，會不會影響香港與外國的國際交往。我注意到現在的境外干預罪的元素包括配合境外勢力，和使用不當手段意圖帶來干預效果。在不當手段方面，這是比較明確的，市民只要小心不要使用任何不當手段，那麼就不會觸犯境外干預罪。不當手段包括例如對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威脅對他人使用暴力，或者破壞他人的財產，或者威脅破壞他人的財產，或者破壞他人的名譽，威脅破壞他人的名譽等等。我覺得不當手段的定義已經足夠限制了境外干預罪的範圍，一般的市民即使與外國有很多交往，也應該不會誤墮法網。
《條例草案》聽取了社會各方意見
記 者：從整體來看的話，您是否支持《條例草案》？
陳弘毅：
我很支持這個《條例草案》。公眾諮詢的時候我也提出了支持意見，而且也提了一些意見供政府考慮。現在來看，政府的《條例草案》比諮詢文件更加完善，有些原本不清晰的地方，現在都寫得比較清楚，而且也增加了對於建議的罪行的範圍的限制，增加了一些免責辯護的條款。
我們看到，《條例草案》聽取了一些諮詢期提出的意見，比如說法院在程序上可以發揮監察作用，對於被拘捕人士延長拘留期，或者限制他們接觸律師，都需要得到法院的批准，這些都是在程序上保障這些涉嫌犯罪人士的權利，也是讓法院作為司法獨立的機關可以發揮他的監察作用。
特區有憲制責任實施基本法第23條立法，《條例草案》相當符合23條立法的要求，相信《條例草案》能夠順利獲得通過，讓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條例草案》更容易遵守和執行
記 者：特區政府曾經指出，外國有些國安法比香港的國安相關法律「更辣」。但也有一些輿論表示，雖然外國的國安法「更辣」，但他們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您會如何評價這些看法？
陳弘毅：
比較起英美等國，其實現在建議的《條例草案》，相對上是比較簡單的。英美的國安法，內容比香港目前建議的多很多，複雜很多，涵蓋的範圍也大很多。所以比較來說，我覺得現在建議的《條例草案》，是比較容易去遵守和執行的一套法律。
至於制度保障，香港也都有。香港有司法獨立，也有各種監督政府執法的渠道，例如新聞自由、輿論的監督；立法會也可以在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下，發揮一定的監督作用；另外香港有活躍的民間社會，民間的社團也可以關注政府執法，也可以發表意見；我們也有普通法的制度，在很多方面會比較重視保障當事人的權利。
《條例草案》無過分限制言論自由
記 者：剛才教授提到，我們有司法獨立，也有傳媒的監察。但也有一些輿論認為，23條立法落實後，會影響律師在法律專業方面的特權，或者影響傳媒在這方面的監察權。您如何看待《條例草案》對這些方面的影響？
陳弘毅：
對傳媒來說，《條例草案》相關的最主要內容之一的是煽動罪。但煽動罪並不是新設的罪名，而是《刑事罪行條例》本身已有的一個罪名，所以《條例草案》並不會過分限制傳媒的言論或者報道自由。
傳媒另外的關注可能有國家秘密。但我相信國家秘密的範圍是比較狹窄的。根據內地的經驗，國家秘密分為秘密、機密和絕密三個等級，在文件開頭也會標註秘密等級，所以傳媒首先不會很容易拿到國家秘密，即使真的拿到了，他也會知道這些是國家秘密，需要遵守法律。除非是剛才提到的公眾利益的情況，都不應該披露這些國家秘密。
此外，一般來說，我們並不會接觸到國家秘密，國家秘密通常是由官員持有的。如果官員洩露了國家秘密，給了其他人，那麼當然拿到國家秘密的人要很小心，要遵守法律的規定，例如交回給警方。
至於律師專業特權，我留意到這個條例指明了不影響法律專業保密權。《條例草案》第12條，「披露他人犯叛國罪的規定」列明，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另外有他人已犯、正犯或即將犯叛國罪，那麼就需要向警方披露。但也列明了，基於法律專業保密權的理由的申索、權利或享有權，不受本條影響。
根據香港法律或者普通法，法律專業保密權也不是絕對的，有些情況屬於例外。例如有人向律師表示，他將會犯某些罪行，那麼向律師講述的這些資訊，就不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的保護。
也就是有兩點：第一，現有的法律專業保密權不是絕對或者無限的；第二，《條例草案》也有明文規定，在某些情況下不影響法律專業保密權，例如在隱匿叛國方面。
檢控叛國罪機會相當罕有
記 者：也有一些輿論覺得，除了律師以外，如果宗教人士，或者社工接觸到這類信息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受到保護？
陳弘毅：
這方面我沒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根據香港現有的法例，應該沒有特別針對告解的保密權。但我覺得提出這些意見的人士其實不需要擔心隱匿叛國，因為叛國罪是非常罕有的。假如你看看叛國罪的定義，在《條例草案》第10條，首先它只會檢控中國公民，中國公民「加入與中國交戰的外來武裝力量，或作為其中一分子」；「意圖損害中國在戰爭中的形勢，而協助在戰爭中與中國交戰的敵方」；「向中國發動戰爭」；「鼓動外國或外來武裝力量以武力入侵中國」；或「意圖危害中國的主權、統一或領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這些情況其實是相當罕有的。
如果大家擔心有人叛國，而有其他人知道是否需要告發呢，這種情況出現的機會是非常非常的罕有。叛國罪的檢控需要真正涉及到例如與外國勾結，向中國發動戰爭等行為，我覺得整個《條例草案》中，最罕有會出現的就是叛國罪的檢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