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美對華輿論戰認知戰一再失效\宋魯鄭
美國無法接受在正常競爭中落後於中國,因此以各種非市場、非國際法的手段進行遏制,這其中也包括輿論戰。2022年國務卿布林肯又給中國扣上一個新帽子:中國是唯一有意願和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他畢竟是外交官,說的略嫌委婉,但含意世界都明白:誣指中國在挑戰國際秩序。
但事實卻是中國並無意願挑戰國際秩序,挑戰的恰是美國自己。
財力影響力每況愈下
第一,冷戰後影響或者挑戰國際秩序的事件已經不斷發生,但和中國毫無關係,儘管有些客觀上對中國的發展有利。比如第一次海灣戰爭、東南亞經濟危機、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九一一事件、美國金融危機、「阿拉伯之春」、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俄烏衝突、巴以衝突。從純客觀效果來講,中國不需要做什麼,這些不利西方的事件就發生了。
之所以如此,一是全球正處於大變動時期,出現這些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二是經濟實力衰退導致歐美主導世界的能力明顯下降。2000年,西方GDP佔世界的比重是70%,現在則只有49%,權力是跟着財富走的,歐美在「財」不能支的情況下戰略失誤頻頻,經常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比如法國不顧周邊國家不能生戰生亂的地緣政治規律,一意孤行非要推翻利比亞卡扎菲政府,結果導致二戰後最大規模的難民潮以及伊斯蘭國的崛起,也成為英國脫歐的導火索。三是歐美內部治理能力也在下降,民粹主義崛起、政治極端化。由於歐美對世界的影響力,它們的內部事件往往影響國際秩序。比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
第二,中國文明長於戰略,一直避免主動介入他國事務。比如一戰、二戰和冷戰都屬「勝利國」的只有美國、英國和中國。雖然這三戰發生期間,中國國力稱不上非常強,但中國戰略水平高,所以可以取得少數國家達到的成果。
歷史上中國最缺乏的,其實是外交戰術層面的經驗。原因就在於中國幾千年都沒有外交。我們在東亞一國獨大,我們的角色就是調解和仲裁,並不需要外交。直到1861年中國才有了現代意義的外交機構。不像歐洲,幾百年打來打去,在權力平衡中爭來鬥去,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外交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也很少主動出手改變或影響世界格局。中美冷戰時由敵變友是少見的個案。類似於九一一事件、「阿拉伯之春」等能改變中國外部環境和衝擊全球國際秩序的事件,都和中國無關。當然從歷史上看,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捲入外部世界的紛爭,「王者不治夷狄」的理念,就是這個現實的反映,並不是僅僅今天如此。
第三,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而且又被美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全球特別是西方是拿放大鏡以非常嚴苛的標準來看待中國。同樣的事,其他國家做了沒事,中國做了就不行。比如印度買俄羅斯的石油和武器,歐美視而不見,但對中國就橫加指責。很多國家對俄烏的立場和中國近似,但只有中國被指責。孔子學院,過去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但現在就被污衊為影響西方國家內政的工具。復旦大學在匈牙利辦分校,消息一傳出就引發歐盟的強烈反對,其理由不外是中國會利用它來影響歐洲云云。也就是說孔子學院和大學辦分校這樣文化交流層面的事情,西方都不能接受,更別說中國現在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自然就被視為「主動出手挑戰國際秩序」了。
另外,中國和西方的關係特別是經濟交織在一起,西方有很多手段對付中國。在今天的世界,即使中國沒做什麼,西方也總是捕風捉影地攻擊中國,比如澳洲、加拿大一再誣衊中國干預其選舉,影響特定政治人物的選舉結果。所以在這樣的大氛圍下,中國處理國際關係需要十分的謹慎。
第四,以美國為鑒,它在崛起過程中也是不挑戰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成為霸主前,著名的外交政策主要有兩個:一是門戶開放政策;二是門羅主義。一個要求利益均沾,一個要求歐洲不干涉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美國也不會主動去挑戰歐洲列強。在門羅主義之下,美國外交上世紀比較突出的舉措是斡旋俄日戰爭,這也是符合歐洲列強利益的。它加入一戰和二戰也是在歐洲的強烈強求下,而不是自己主動介入。
中國今天崛起的環境要比當年美國惡劣,美國尚且如此,中國更是加以借鑒它的經驗。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也表明,中國是現今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因此美國也長期指責中國「搭便車」。但不管從哪個方面看,中國完全沒有意願去挑戰這個國際秩序。
霸權行徑破壞國際秩序
反觀美國,它卻是真正的既有動機、也有能力,而且事實上也在挑戰和破壞着今天的國際秩序。首先是美國認為當今國際秩序更有利於中國的發展,最終會導致自己喪失霸主地位。美國的遏制根本不是因為所謂中國挑戰國際秩序,恰是因為中國在當今國際秩序下成功的發展。所以美國的單邊主義、反自由貿易、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崛起、癱瘓世貿組織等行為就在這個背景下一一上演。
其次是冷戰後美國的霸權行為往往成為各種「黑天鵝」事件的催化劑,甚至是真正的始作俑者。比如美國偏袒以色列和干預阿拉伯國家事務、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就與恐怖主義氾濫、「阿拉伯之春」密不可分。
總之,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因素,美國才是今天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破壞者,要為日益混亂失序的世界負責。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