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股觀經/盤活國有資產 增加財政收入\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2022年已過去，回望去年初，有多少人預料到2022年的走勢居然是這樣的？那麼，2023年中國經濟又將如何變化呢？國內大部分經濟學者把GDP預測目標定在5%至6%之間，筆者則認為，2023年經濟復甦可期，但經濟增速大致在4.5%左右。
2022年的12月上旬，疫情管控政策突然放鬆，中國的疫情終將與世界開始同步，隨之而來的是感染率大幅攀升。那麼，這一輪感染率的上升將持續到什麼時候，社會經濟活動的恢復又何時開始呢？
從國外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的放開案例看，從放開到疫情步入低谷，最快也要3個月，這意味2023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速可能面臨下行壓力，因為面對疫情管控放鬆的環境下，企業和個人都需要有一個適應過程。如當下各大城市的交通客流量、餐飲消費、旅遊休閒等都處在歷史低點，要恢復到正常水平，需要時間。
從各大機構對2023年的中國經濟增速預測看，國內機構普遍偏樂觀，大致在5%至6%之間，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偏謹慎，大致在4.5%左右，筆者更傾向於後者，因為2015年以後，即便政府部門採取大規模的逆周期刺激政策，GDP增速仍一路下行。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2年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比10月份上升0.2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7%，達到2022年內次高。此外，11月份，農民工的調查失業率為6%，較10月份上升0.5個百分點；16至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17.1%，高出2021年同期2.8個百分點。隨着疫情管控放開，12月及2023年的失業率數據堪憂。
回顧2018年和2020年，政治局會議分別提出「六穩」和「六保」，其中第一穩或第一保均為就業。其中，2018年發生了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則是新冠疫情在歐美爆發並蔓延。由此可見，一旦外貿出口下滑，就可能對就業帶來沉重打擊。2022年11月中國出口下跌8.7%，可見出口形勢非常嚴峻了。
外貿走弱 內需支撐大局
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普遍下降，尤其是歐美等西方國家，原因是政府在抗疫過程中大量財政支出用於居民部門，在恢復經濟的同時也帶來通脹，同時收縮的貨幣政策又導致經濟滯脹。例如，從美國個人儲蓄存款來看，其已回落到疫情前水平，撒錢後遺症似乎近尾聲。美國房地產市場在不斷加息下也明顯降溫，新屋開工數已出現明顯回調。事實上，在疫情前的2019年，歐美經濟均已步入疲弱態勢，這一輪藉着防疫的刺激政策結束之後，勢必會重回低增長狀態。
因此，對中國而言，外需的長期走弱恐怕難以避免，2020至2021年的出口高增長有其特殊性，美國正採取多重舉措來降低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度，從科技脫鈎到資本脫鈎，這對於中國出口相關行業的產業工人就業構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既然2023年外需有持續走弱的可能性，故出口增長曲線有可能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出口增速將低於進口增速，故2023年淨出口對GDP的增長貢獻可能為負。那麼，擴內需便成為必然選擇。擴內需的政策已經提及多年，效果並不明顯，當下則更加顯得迫切。內需包括消費和投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可見當下擴內需要把消費放在第一位。
近年擴消費政策累加起來並不少，但2022年首11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為負，為何政策效應不理想？可能是歷年政策觸及的多是容易操作的領域，但不易操作的大多是深層次的難題，或者政策執行意願不強的領域。例如，消費與居民的收入及保障水平的相關度較高，如果能顯著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則消費增速將會顯著上行。
從配圖中發現，中國的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度顯著低於其他國家，因為中國歷年來在擴內需方面都偏重於投資，投資不僅對穩增長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同時也有利於資本形成（如高樓大廈、高鐵、大橋等），但隨着投資回報率的下降，高投資必然帶來高債務，且其對經濟的拉動效應也顯著低於消費。對於就業而言，消費所帶動的就業也顯著高於投資。
政府部門通常在對投資過程的參與度高，而對消費過程的參與度低，故「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實際上隱含政府需要轉變職能，難度不小。
推進國企改革 提高分紅比例
2023年能否讓富人活躍起來，擴大消費、增加支出，能否讓民營企業動起來，擴大投資、增加就業，這是關鍵所在。而未來為了穩增長所需的財政收入從哪裏來，需要長期盤算。
2022年首10月，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稅收按年僅增2.4%，首11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5.117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跌24.4%。按照債務率指標計算，2021年末地方政府總體債務率已經突破100%，達到105.8%，2022年估計仍將上行，因為疫情期間，放鬆了城投債發行，城投債淨融資額大幅上升，但接下來城投債到期償還的壓力較大。
通過稅制改革，是推進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稅制改革同樣存在說易行難的問題，從最初提出稅制改革至今至少逾十年了，但仍然沒有時間表。那麼，增加財政收入最現實的做法是盤活存量國有資產，正如30年前盤活國有土地資產一樣。
增加國企利潤上繳補充財政收入，有利於對沖土地財政依賴度下降產生的收支缺口，緩解財政「緊平衡」壓力：
一是要提質增效，如果能夠讓300萬億元的國企總資產的回報率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增加3萬億元收益，基本可以彌補土地財政消減帶來的收入缺口。
二是參考國際經驗提高國企分紅比例，新加坡、中國香港、法國等國家和地區國企分紅比例基本上在50%以上，甚至超過70%，相比之下中國還有較大提升空間。除了補充財力，提高國企分紅水平還有助於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國企過度投資的行為，凸顯中國全民所有制的優越性。
三是要推進國企改革，提升國有股權的估值水平和流動性。據統計，2022年首三季度，滬市263家央企營業收入、淨利潤分別佔滬市整體營收和淨利潤的54.89%和61.55%，但其合計市值僅佔滬市公司總市值的四成左右；滬市央企整體市盈率約8倍，處於較低水平。
要提升國企的估值水平，可以通過股權轉讓、併購重組（包括業務、資產、債務等要素的重新組合）、整體上市、引進戰略投資者、股權激勵、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評價等方式來提升估值、做大市值和實現股權變現等。盤活國有資產，目的是做大國有資產的總盤子，擴大國有資產的市值，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這就需要解放思想，不能簡單地認為國有股權轉讓就會削弱公有制經濟。因為國有股權本質上歸全民所有，只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轉讓並非不可，它與國有土地的性質是一樣的。
對於民企而言，投資的信心，除了良好的法制環境外，投資回報率的高低也是一項重要因素。從邏輯上講，投資回報率高的項目，大家都趨之若鶩，愈到經濟下行階段，社會的平均投資回報率就愈低。那麼，參與國企改革會不會提高投資回報率的預期呢？這應該不取決於民企，而是取決於國資部門。
市場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真金白銀的投入或變革。例如，對於某些地方政府拖欠民企賬款現象，能否推出相關措施予以解決？在市場准入的不合理限制和隱形壁壘，能否打破？從2013至2021年，中國各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應該說規模不可謂不大，效果不可謂不好。但這些年疫情防控方面的支出也非常大。能否在今年的扶貧方面再加大投入呢？畢竟3年疫情，返貧現象又會出現。用於民生領域的支出如果能持續增加，雖然不像高鐵、大橋那樣氣勢恢宏，但卻能讓預期轉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