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用政治智慧穩大局


  圖:1974年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北京  資料圖片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共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使中國由封閉和半封閉轉向全方位的開放,由固守成規到各方面推進改革,堪稱「中共歷史上的偉大轉折」。而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以其在黨內外的巨大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順應黨心民心,發揮了掌舵作用:在有人對毛澤東看法不一的時候,他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在有人對黨內犯錯誤的同志揪着不放的時候,他提出要團結一致向前看。

  ●「安定團結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着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1978年)11月25日全體會議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講話時指出:現在有的人提出一些歷史問題,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會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輕裝前進。有些歷史遺留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一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有些問題一下子不容易講清楚,硬要去扯,分散黨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着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

  鄧小平又說,現在中央的路線,就是安定團結,穩定局勢,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上也十分注意我們國內局勢是不是能夠保持穩定。引進新技術,利用外資,你穩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政治條件,不能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這是中央的戰略部署,這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着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要引導群眾向前看。(摘自《黨史細節》P292-P293)

  ●鄧小平認為,在中央人事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和稀泥」是正確的

  (1978年)12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打招呼會議上主要由鄧小平講話,他的講話有這樣幾層意思。

  (一)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識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確的。

  (二)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鬥爭。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們過去也沒有過關嘛。

  (三)關於上的問題,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麼人呢?陳雲,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格的人有的是,如王鬍子(指王震)也夠格。兩個方案,一個是三個人,一個是四個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想開個例,補選一點,數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勳、王任重、周惠,還有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將來追認就是了。

  (四)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但後來擴大化了。對「文化大革命」問題,現在也要迴避,不能追。清華大學幾個青年貼大字報說:「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這個話水平很高。(摘自《黨史細節》P296-P297)

  ●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有一功,這一功就是它提供了歷史的鏡子,促使我們覺醒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抓革命不能促生產,搞運動不能搞建設,這個歷史教訓使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從空洞的理論恢復到了生活常識,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不再盲從,轉而要求發展經濟,改善自身生活,為實現歷史轉折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針對過去墨守成規和封閉,全會提出要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有一功。這一功就是它提供了歷史的鏡子,促使我們覺醒,促使我們在更深的層次上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恩格斯曾說,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偉大歷史轉折,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補償。(摘自《黨史細節》P304-P305)

  ●對毛澤東的評價,鄧小平說永遠不能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會議上有人對毛澤東的評價過於激進,鄧小平在11月27日晚上給召集人打招呼說:「毛主席的偉大功勳是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偉大,怎麼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語言可以形容得出來的。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講馬克思、列寧寫文章就經常自己修改嘛。對毛主席的缺點錯誤,這個問題是不能迴避的,在黨內還是講一講好。外國人問我,對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幹赫魯曉夫那樣的事。」現在看,當時如果不這樣處理問題,而是遷就一部分群眾和同志的情緒,跟着感覺走,什麼事都要追究個人的責任甚至全盤否定毛澤東,就不可能有安定團結的局面,不可能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也不可能有後來30年的飛速發展。(摘自《黨史細節》P307)

  (經人民出版社和《黨史細節》作者羅平漢授權刊登。本次摘編至今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