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把握中文語言社會定位
最近，有學者建議政府需要重新思量中文語言在香港社會之定位。筆者覺得此建議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過去五十多年，新加坡也在語言政策上進行多項改革。2012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回顧個人經歷並整理資料出版《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書中總結新加坡在過去五十多年實施及改革語言政策之經驗。本文嘗試引述幾個要點，供讀者借鑒並思考香港語言教育之現況。
語言不單影響一個人書、寫、聽、講等溝通方法，深層地看，還影響下一代思考什麼是「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等重要問題。李光耀先生分析，二次大戰後出現許多新興國家，當中不少都出現多種語言。一個新興國家如果百廢待興，最需要的是統一人們的語言。然而，語言教育及語言政策涉及文化情感及現實利益等複雜因素。政府實施語言政策改革往往需要堅定的毅力和決心，當中需要幾代人共同調整及適應。李光耀先生在結尾有以下總結：
語言政策可成經濟動力
第一點，語言政策可以成為經濟成功的動力。政府要依據不同形勢的需要在社會裡調整及實施怎樣的語言政策。政治及經濟發展都需要語言政策之配合。自1965年建國以來，新加坡曾作出5次重大的語言政策改革。世界及社會一直變化，語言政策亦需要不斷調整。英文是世界主要溝通語言，為增強國際經濟競爭能力，英文不可不懂。同時，學習華文的功用是保持民族特性和傳統價值。近數十年，中國經濟發展在國際上逐漸攀升，華文必須加強學習才能廣泛與中國人交流，維持經濟競爭能力，推動經濟。
第二點，語言政策是服務國家利益和政府管理的實用工具。語言能夠傳承文化，但也應該考慮國家利益。世界各地語言文化各異，學習一種新語言可多了解世界一種文化。對於個人來說，如果時間及金錢許可，人們多學一種語言多接觸一種文化絕非壞事。對於政府來說，語言政策卻需要符合國家利益。若然偏重某種語言有可能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對社會其他族群造成不公平待遇，加劇社會之間的摩擦等，負責任的政府必須進行檢討及調整。
第三點，語言政策不能忽略文化價值。李光耀先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刻回顧，指出如果所有華族學生只學習英文，數十年後他們會忘記及失去自己的根。作為華人，無論你的英語說得再好，在西方人眼裡，你永遠是華人。這是不能改變的現實。若然語言政策未能兼顧華文文化價值觀，新加坡年輕一代將會成為無根的浮萍。一個人失去了文化根基，也會失去自信，很多時候處於悵然若失的境況。
香港的情況如何？香港教育在近數十年一直強調雙語政策。基本法第九條明確規定，中文及英文都是正式語文。然而，社會上中文英文的地位不對稱。回歸以來，傳統優秀的英文中學繼續受到重視，不少具中國特色的新界村校卻陸續關閉。印象中，中文學校也沒有太大發展。反之，主張以英語為惟一教學語言的國際學校及書院卻不斷擴張發展，師資及教學資源都較充足。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學生可以同時重視中文英文。這說法並不全面。大部分人一生只有一種主導語言。我們要認真思考中文、或是英文才是第一語言，何者是輔助語言。對大部分人而言，一天只有24小時，多運用某種語言，另一種語言相對較弱。認清第一語言有助人們應付學習、生活及工作等需要。同時，若是以英文為先而不去認識自身的歷史文化，重視英語而失去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失去方向，這就令人慨嘆。
從現實看，假設香港將英文定位為第一語言，社會上亦很多職位會優先給予具英文優勢之人士，以中文為主的人士會受到影響。法律學者宋小莊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司法機構及高等院校均出現英文凌駕於中文的情況。個別職業重視英文可能有助與世界各地人士交流溝通。政府需要細心思量。然而，司法機構及學校對社會秩序及培育人才都有密切關係，政府需要兼顧語言取向及社會利益兩者之平衡，並因應時勢而作出調整。說到底，我們需要維持一個公正而有秩序的社會。人們在社會內的報酬應該有平等的機會。誰的付出多，誰的表現好，誰就能在社會上獲得更多的回報。同時，社會不能因為語言因素而造成不公，甚至產生動亂。
語言因素造成社會不公
當然，香港年輕一代應該學習英文，亦可透過英文了解西方思想價值觀。然而，李光耀先生曾多次強調，在英語世界內真正透徹了解西方核心價值的本土精英只有極少數。對於一些以英語為第二語言而長時間在非西方文化背景成長及生活的人士來說，他們對於某些西方詞彙如「自由」「民主」的認識是否與西方社會的語境和深層意義相同？筆者覺得，對於眾多香港本土學生而言，學習標準的「英語」運用也有難度，體會更深層次的認知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生活體驗。當個別人士單純以「標語式」的中文轉達一些深奧的政治詞彙時，不少人卻全盤接受，甚至不斷鼓動社會分裂。這問題便值得深切關注。
語言政策確實需要配合推動社會經濟，配合政府管理及兼顧語言中的文化價值。然而，語言政策非常複雜，涉及眾多相關社會問題，政府在每次作重大改變時，都需要謹慎考慮政策的方向及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