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靈犀/美國「再工業化」面臨大考\李靈修
美國積極推動產業回流，自然與打壓中國發展的戰略部署密切相關，但若追溯美國「再工業化」政策的源頭，時間上來講其實要早得多。自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興起，美國服務業佔比逐漸超過製造業。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聯邦政府意識到產業結構「空心化」的問題，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效果並不顯著。
基建投資逆勢增長
到了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首次提出要把「重振製造業」作為重要經濟戰略之一。2017年，特朗普又進一步強化了製造業重振計劃，對外公布了《製造業就業主動性計劃》。拜登履職後，產業鏈安全議題被提升至關鍵位置，並在國會內部獲得兩黨共識，2022年相繼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與《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
此外，新冠的爆發加速了全球產業鏈的區域化。不僅美國反覆強調供應商的多樣化（Diversification of Suppliers）、在地化（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及友岸生產（Friend-shoring）策略，歐洲也提出「開放性戰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以加強關鍵產品的供應鏈韌性。
數據上看，疫情後美國貿易逆差一度擴大，凸顯了國內製造業供給的薄弱。2021年商品貿易逆差較2019年擴大逾25%，其中製造業佔商品出口比重更降至近40年新低。
須承認的是，經過這幾年的「氪金」，美國本土基建的確展現復甦勢頭。儘管在聯儲激進加息的背景下，美國製造業已連續14個月收縮，但非住宅類營建投資取得逆勢增長。美國財政部數據，截至2023年6月，美國道路、橋樑、水利等公共支出及私人交通運輸支出等漲幅高達10%至30%。諮詢公司科爾尼發布的《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報告則顯示，到2025年，將有84%的美國企業部分或全部回流其製造業業務。
脫鈎斷鏈談何容易
但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勞動力成本對「再工業化」構成了較高門檻。正如筆者在《美國經濟「非典型」衰退》中所寫到的，產業回流提高了勞方的溢價能力。去年由頭到尾，美國罷工運動此起彼伏，居民工資漲幅甚至高於通脹率的上升。
美國也明白產業鏈完全本土化並不現實，因此尋求供應鏈多元化規避風險。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過去中國對美國的雙邊貿易正逐步轉向三角貿易，即中國向東盟出口中間品，再由東盟加工組裝後出口到美國。若將直接和間接對美國的出口納入考量，則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依賴度反而提升。這也從側面說明，兩國間的脫鈎斷鏈談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美國製造業回流一定會遭遇「特里芬難題」。眾所周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就源於「特里芬難題」：美國無法同時向世界輸出貨幣與商品。如果本土製造業持續壯大，美國貿易將由逆差轉向順差，全球市場中流通的美元份額持續下降，無疑會動搖美元霸權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