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人性光芒與人格魅力\李景賢
圖：周恩來
周恩來總理以其蓋世偉業和高風亮節，給世人留下了數不盡的感人故事，我在報章中讀到過許多許多，現在，本人也來講幾個，有些是自己親歷的，有些則是從中國外交部資深翻譯們那裡聽來的。在這些看似平凡的一言一行中，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滲透到一個又一個細微末節。
做蘇聯人民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九月底，蘇聯作曲家圖里科夫來中國訪問，由當時的對外文委負責接待。那時，我在外交部翻譯處工作，被接待單位借去當陪團翻譯。該部門的領導打算請周恩來總理見一下這位蘇聯客人，但感到沒有把握，於是，便先向總理辦公室作了試探。「總理辦」很快就做出了答覆：總理說，這幾年，來我國的蘇聯人少多了，他要見一下這位作曲家，這是做蘇聯人民工作的好機會嘛！總理還特別交代，國慶節那天，要請這位蘇聯客人上天安門城樓觀禮和參加焰火晚會。我這是陪外賓第一次登上這個聞名於世的城樓──新中國的「名片」，感到十分光榮和興奮。
國慶節一過，周恩來就在北京飯店接見了這位蘇聯作曲家。往見前，蘇聯客人感到有點緊張，對我說，他出訪過十幾個國家，從來沒有被外國領導人接見過，這樣的榮譽真讓他有點受寵若驚。他又說，不知道周恩來會問他些什麼，他該怎麼回答。我告訴他，周總理十分平易近人，對蘇聯和蘇聯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聽我這麼一說，緊張的心情才得到了緩解。
周恩來在親切氣氛中，對這位蘇聯客人講了許多友好的話。他說，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本來很好，只是近幾年來雙方有些疏遠了。我們目前在雙邊關係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難，最終會被克服，中蘇兩國人民總會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周總理會見這位蘇聯作曲家之前，先與中方陪見人員見了面。他老人家神采奕奕，與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進行了交談。他問我在哪裡學的俄語，是否在對外文委工作？我告訴總理，是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本科和翻譯班學的俄語，畢業後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問，為何給對外文委當翻譯？我說，這一兩年來，中蘇間人員來往已經很少了，每年才幾起，各部門也就不再儲備俄語幹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們外交部翻譯處借翻譯。周總理說，這種辦法好。
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會見蘇聯民間客人，雖然他十二三年之後才離開人世。從一九六五年起，中國與蘇聯逐步陷入政治上對立、軍事上對抗的局面。本來「雞犬之聲相聞」的兩大鄰國，卻「老死不相往來」整整二十年，雙方僅僅保留着「兩個館三條線」：各自在對方的大使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國際航線、國際列車線（每周均各開一班、一列）和政府「熱線」。
周恩來會見蘇聯作曲家二十年之後，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聽完音樂會準備離場時，忽然聽見有人高聲喊我的名字。原來，是這位蘇聯朋友從老遠的地方認出了我。在簡短的交談中，他深情地回憶起二十年前周恩來的親切接見，說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榮」。
神奇的記憶力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半期，周恩來總理經常參加外國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與各國使節廣泛進行接觸。當他與使節們交談時，外交部翻譯處五大語種（英、法、俄、西、阿）的譯員們都緊跟其後，當需要時（周總理懂英、法、俄語），就上前翻譯。我曾有幸多次參加了這項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見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一名臨時代辦，邊握手邊說：「拉茲杜霍夫同志，今天很高興又見到了你。」又說：「夫人好久沒有見了，她好像不太像俄羅斯人。」原來，這位代辦夫人那天把頭髮吹得很高、很鬆，像隻大雞窩，相當超前。代辦似乎感到此話有點諷刺意味，臉刷地漲得通紅，結結巴巴地，用漢語夾帶着俄語進行解釋：「總理，她是俄羅斯人，是的。不過，她來自俄羅斯東部，是東方人，所以，總理才覺得，她有點不太像一個純的俄羅斯人。」還有一次，周恩來與蘇聯使館另一名臨時代辦邊握手邊說：「莫初黎同志，拉賓同志（蘇駐華大使）回去有兩個星期了吧？他現在好嗎？準備什麼時候回來？」還問：「今天為什麼沒有見到你的夫人？」
蘇聯使館的代辦算不上什麼人物，頂多是個公使銜參贊，而且這個「代辦」還是「臨時」的，又經常換人，但周恩來碰見時一眼就可認出，還能直呼其名。連人家大使因事暫離使館回國的時間，他都記得一清二楚。在外交部高翻們的心目中，周恩來總理是位「超人」。其「超」之一是記憶力特別神奇，真是過目不忘。有兩個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
有一次，周恩來會見一個日本考察團前與中方陪見人員交談時，說發現「有位新同志」，便問他叫什麼名字，什麼地方人，在外交部哪個司工作。原來他是從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過後不久，周恩來會見了另一個日本考察團，江培柱也參加這次會見，坐在會見廳的後排，準備當總理問問題時，好立即作出回答。周恩來在與外賓交談時發現了他，便說：「江培柱同志，請坐到前面來，這樣，談情況就可以聽得更清楚。」還有一次，江培柱在駐日本使館工作期間生病住院，周恩來偶然從一名外交部官員那裡得知後便說：「你說的江培柱啊，不就是那個小胖子嘛！他生的什麼病？請轉告他：好好治療、休息！」
還舉個例子。有一次，周恩來給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敬酒時，指着身邊並不太知名的女譯員說：她是外交部蘇歐司的，有一女一子，然後小聲對她一個人說：可不要再生啦！原來，周恩來在另一次會見羅馬尼亞外賓之前，與在場的中方陪見人員逐一交談時，了解到這名譯員的家庭和工作情況。
周恩來總理作為我們心目中的「超人」，其「超」之二是為民日夜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有人做了這樣一個精確的統計：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印度尼西亞逗留了一百六十八個小時，而睡眠的時間總共只有十三個小時，每天平均還不到兩個時辰。
對譯員的關懷無微不至
周恩來總理對譯員們關懷備至，開會研究重大的外事問題時，讓譯員也參加，以便了解情況，掌握政策。有好幾次，他發現譯員沒有在場，就不高興地說：「為什麼不讓翻譯同志來參加會，人家不了解情況，怎樣給你翻?」他對譯員體貼入微。有些外國領導人正式宴請外賓時，不讓譯員上正座，而是讓其坐在甚至站在身後翻譯。周恩來早就說過，這個例我們新中國要破，宴請時，請譯員也上正座。朝鮮語翻譯前輩張庭延，談起給周總理當翻譯的情景時告訴我，總理有一次在宴請朝鮮外賓過程中，幾次為他夾菜，親切地說：「你也吃嘛」，有時甚至還有意停頓一兩分鐘，好讓他能吃上幾口。
法語翻譯前輩董寧川給我講的一個故事，令我終生難忘，後來，我又講給自己的親人們、朋友們聽，他們也特別受感動。有一次，一位剛果特使來訪，周總理親自陪同他乘坐汽車，從長沙去韶山參觀毛澤東主席故居。賓主交談時，坐在車子前排的董寧川，總是轉過頭來翻譯。過了大約十幾分鐘，周恩來覺得譯員這樣做太累，便提出自己坐到車子的前排，請譯員與外賓坐在後排翻。董寧川感到，總理如果坐在前排，與外賓交談時，他也得轉過頭來講，心裡就想，累我可別累總理，於是，怎麼也不肯改坐到車子的後排。但周恩來執意要換座，這位高翻只好服從。結果，老人家真的不斷地轉過頭來與剛果特使交談。董寧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車子前排翻，周恩來就是不答應。這一路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這位高翻一路念叨着：「可別把總理給累着啦！」年過九旬的董寧川每每憶及此事，總是無限感慨地說：「世上哪個國家的總理會這樣做啊?」有一段時間，在我國領導人會見外賓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見人員的名單，周恩來特別交代，譯員的名字可別漏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