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令，宣布對全球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這場打着「美國優先」旗號、違背經濟規律的豪賭，無疑是對全球經濟格局的誤判與對世界貿易規則的挑戰。它不僅難以達成其宣稱的「貿易平衡」和「製造業回流」目標，反而會加劇美國自身的孤立處境，產生強烈的反噬效應，將美國乃至全球經濟推向衰退的險境。正如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高級顧問哈倫·阿爾曼所言，關稅政策將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造成多重損害，從推高物價到引發報復，再到供應鏈中斷、經濟放緩與就業下滑，由此造成的長期後果遠超短期收益。
美國關稅政策的核心依據，是將貿易逆差視為美國經濟的「出血點」，當成「外國佔美國便宜」的證據。這一觀點，完全忽視了國際收支的整體狀況。事實上，美國資本賬戶的表現恰恰相反。憑藉金融服務、知識產權收入以及海外投資等，美國在全球經濟循環中佔據顯著優勢。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里卡多·豪斯曼說，僅2023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就高達2780億美元；2024年，美國企業海外利潤高達6320億美元，若按標普500指數平均市盈率估算，這些利潤對應的海外資產價值更是高達16.4萬億美元。
把貿易逆差當做「國家經濟負擔」，堅信「關稅能夠扭轉局面」，這種片面敘事不僅低估了全球經濟的複雜性，也未能正視美國經濟已從製造業主導轉向服務業等優勢領域的現實。試圖藉助「關稅大棒」找回製造業「昔日輝煌」，這種被經濟學家認為「存在根本邏輯錯誤」的政策思路既無法達成預期目標，還可能對美國經濟的優勢根基造成長期的損害。
關稅本質上是對進口商品徵稅，最終成本往往會被轉嫁到美國消費者身上。2018年，美國鋼鋁關稅的實施直接推高了汽車、建築等行業的生產成本，導致消費者支付更高價格。如今「對等關稅」全面實施，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將進一步推高通脹，中低收入家庭首當其衝。阿爾曼警告說，這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削弱消費能力，拖累經濟增長。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預測，實施「對等關稅」可能導致物價水平短期內上漲約1.3%，2025年經濟增長率下降0.5個百分點。實際上，自特朗普今年2月首次發出關稅威脅以來，美國股市已損失了超過3萬億美元。
貿易夥伴的報復也在所難免。白宮簽署關稅行政令幾個小時後，加拿大總理卡尼即表示將採取反制措施。歐盟計劃對價值260億歐元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擬定了強有力的反制計劃，必要時將反擊美國關稅政策。德國總理朔爾茨則公開批評美國加徵關稅破壞全球自由貿易，強調歐盟將繼續果斷應對。日本多家媒體發表社論，呼籲各國聯手應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單邊主義做法……可以預見，一系列報復措施，可能導致美國出口商品在海外價格上漲、需求下降，從而使得「製造業回流」更加遙不可及。
面對美國關稅施壓，多國已未雨綢繆，通過貿易關係多元化和加強區域合作對沖關稅衝擊。去年年底，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結束長達20餘年的馬拉松談判，達成自貿協定；近期，歐盟多國高級官員和貿易代表密集訪問中國，尋求加強對華務實合作；中日韓三國近日就加快自貿協定談判進行討論，共同推進區域及多邊合作……可以想像，當越來越多國家因「稅牆」而繞開美國市場，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孤立態勢將日益加劇，進而強化全球產業鏈的「去美國化」趨勢。
實際上，美國貿易逆差更多反映了美國經濟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如儲蓄率低下、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以及濫用美元霸權地位等。讓別人吃藥，治不了自己的病；簡單地通過關稅「懲罰」貿易夥伴，無法解決自己面臨的真正經濟挑戰。當美國領導人陶醉於「關稅槓桿」帶來的施壓快感之時，世界正在悄然轉向：盟友構建新聯盟，企業重組供應鏈，多邊機制尋找美國之外的支點……封閉保護非但不能讓「製造業回流」，反會掏空其創新生態和市場活力，最終只會讓美國經濟在孤立中加速衰退。
歷史證明，孤立主義從未帶來長久繁榮，只會讓國家在封閉中喪失競爭力。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與美國上世紀30年代出台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如出一轍。當年，美國大幅提高關稅引發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大蕭條。如今，美國若繼續在關稅戰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無疑將重蹈覆轍，最終必將自食惡果，也會給全球經濟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這場豪賭的結局，或許正如《紐約時報》所言：當美國自詡「勝利」時，世界已將其視為「流氓超級大國」。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