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青山
近日，長和集團打包拋售海外港口經營權一事續引輿論熱議，當中不乏對賣方的尖銳批評。眾說紛紜間，我們有必要重申商業決策與國家利益的關係：資本的本質是逐利，可以無國界；但商人的身份認同、文化歸屬和社會責任，卻始終與國家緊密相連。今次交易恰恰折射出，全球化時代下企業家如何平衡商業利益與家國情懷的深刻命題。
資本的本質是追求最高回報，其流動不受地理疆域限制。從商業布局看，長和多年來通過併購、出售資產實現全球配置，從歐洲電訊到加拿大能源，從內地房地產到東南亞基建，資本的進退完全基於市場邏輯。今次賣港口名曰「優化資產組合」，符合其一貫的「低買高賣」「穩健務實」「規避風險」策略。這種商業行為，算是跨國企業的常態。
然而，資本的「無國界」特性也帶來爭議。尤其在關鍵基礎設施（如港口、能源、通訊等）領域，資本的快速進出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例如令港人最記憶猶新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資本在政治的裹挾和推動下，可短時間內拖垮甚至摧毀一個地區乃至幾個國家的經濟，香港當年也不得不尋求國家的支持幫助才得以脫險。而今次交易牽涉世界範圍內多個重要港口，對於當前我國發展具重大且無可替代的戰略作用。更為關鍵的是，交易的背景正是特朗普再任美國總統後誓要奪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這單買賣是否涉及地緣政治，已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
資本可以冷血，但企業家的決策卻不能完全脫離政治與社會環境。長和創辦人李氏曾說過：「我是一個商人，但我更是一個中國人。」這話承認了商人的雙重屬性：既是市場經濟中的逐利者，但其文化根脈、社會認同更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資本無國籍，但商人有國家。
回顧李氏的商海生涯，離不開香港的繁榮與國家的改革開放。上世紀80年代，他大舉投資內地，受益於政策紅利；近年逐步減持內地資產轉投歐洲，則被部分輿論解讀為「撤資」。儘管商業決策自有邏輯，但企業家有祖國，其行為必然被置於家國敘事中檢視。相比之下，霍英東等愛國港商始終將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綁定，在華人社會中享有更高聲譽和威望。
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不只看財富積累，更看價值創造與社會擔當。在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日趨複雜的當下，企業家更須時刻審視自身角色。資本可以冷靜計算，但商人的選擇應當有溫度、有情懷、有擔當。或許，這是拋售碼頭事件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