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林
巴拿馬運河是全球6%海運貿易的「咽喉要道」，中國商船通行量佔比21%，年貿易額超4700億美元。近期，港企長和擬出售海外43個港口資產，其中就包括在巴拿馬運河上的重要港口設施。長和這一「高位套現」的操盤雖符合商人邏輯，卻忽視了港口作為「一帶一路」關鍵節點的戰略價值。尤其是地處巴拿馬運河的巴爾博亞港與克里斯托瓦爾港，一旦控制權轉移至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的貝萊德財團，美方很可能通過限流、加徵「政治附加費」或數據監控等手段，直接威脅中國航運安全與供應鏈穩定，長遠經濟損失遠超短期收益。
回顧過去，香港從來不缺乏以家國為先的企業家典範。霍英東在抗美援朝時期突破西方封鎖，冒着被英國殖民政府打壓的風險，向內地運送戰略物資，不僅開闢了一條「海上生命線」，更奠定了香港商界愛國傳統的基石。
內地企業同樣不缺乏類似的典範。華為面對美國制裁，寧舍短期市場，也要堅守自主創新，以「備胎計劃」突破技術圍堵；寧德時代則在貿易壁壘下布局匈牙利，以產業鏈韌性維護國家新能源戰略安全。
相比之下，法國阿爾斯通因屈服於美國「長臂管轄」而遭肢解的悲劇，恰恰印證了「無國家依託的資本終成霸權魚肉」的殘酷現實。
由此可見，全球資本貿易雖常以「無國界」自居，但歷史的經驗卻反覆印證：商業行為背後始終鐫刻着國家利益的烙印。商業的「精明」若以國家戰略安全為代價，終將得不償失。
香港的繁榮從來與祖國命運休戚與共。回歸前，英資財團壟斷香港命脈行業；回歸後，中央政策支持與內地市場開放，才使港企獲得全球拓展的機遇。此次交易中，長和強調保留香港及內地港口資產，恰暴露其「風險規避」的雙重標準——依託祖國安全環境獲利，卻將海外戰略資產置於霸權威脅之下。
真正的「政治經濟學」智慧，在於將企業命運嵌入國家發展軌道。當前中美博弈白熱化，關鍵基礎設施已成「新冷戰」戰場。港企若僅以「在商言商」自我開脫，不僅背離「一國兩制」的初心，更可能淪為霸權博弈的籌碼。
所以，資本或許無國界，但商人必有祖國。從張謇「實業救國」到盧作孚「抗戰運兵」，中國商業史始終銘刻着「利歸天下，責在己身」的精神。今日香港企業，尤需以霍英東式的血性與華為式的韌性，在全球化變局中守護國家利益。畢竟，沒有國家戰略安全托底的商業版圖，不過是霸權餐桌上一道待分的佳肴。唯有將家國情懷注入商業基因，方能在時代洪流中錨定永恒的價值。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