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丁寧）從《破·地獄》到《花樣年華》，再到《繁花》，香港電影人以其獨特的視角與深刻的內涵，記錄了時代的變遷與精神的傳承。三部作品從不同層面上展現了香港與內地文化的交融與共鳴，更是時代精神的見證，跨越時空，歷久彌新。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蘇牧表示，一直以來香港電影以武打片見長，《花樣年華》折射出身處變革時代的擔憂，而《破·地獄》則從寫實角度展現香港巨變，港人勇破困境的進取精神，兩者一起構成了香港精神的「皮與骨」。蘇牧讚港片佳作動人心弦展現精神躍動，折射出對時代的思考。
日前金像獎公布入圍名單，《破·地獄》橫掃18項提名，影片為何能贏得如此讚譽？它在香港電影史上到底佔據怎樣的地位？與此同時，《花樣年華》時隔多年在內地重映，依舊引發觀眾熱烈追捧，這部電影是否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其背後又隱藏着什麼深刻的主題？兩部電影看似風格迥異，但它們是否在跨越時空的維度上，擁有共同的精神內核？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蘇牧。蘇牧指出，香港電影長期以來以武打片見長，《破·地獄》則是香港影史中少見的反映社會時代變遷的現實主義佳作，它從寫實角度展現香港巨變，而《花樣年華》折射出身處變革時代的擔憂，兩部影片共同構成了香港精神的「皮與骨」。
蘇牧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香港電影。」香港電影多年風靡全球，成為華人文化的一大標誌。放眼世界影壇，香港電影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位於東西方文化交匯之處，地理位置優越，思想自由開放，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武俠片及動作片風格，不但在本土稱雄，還成功輸出到世界各地，李小龍、成龍、李連杰等香港武打片明星在世界影壇都具有卓越地位。
「經典電影就是可以從世界其他電影中找到它的影子，而這正是影響力的體現。」蘇牧舉例說，亞洲範圍內具有這種影響力的電影人包括小津安二郎、黑澤明、侯孝賢等，其中，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是日本物哀之美的體現，侯孝賢的電影則蘊含着中國哲學。而香港武打片同時具有這種影響力，香港武打片中頗具神秘色彩的東方傳奇、瀟灑的動作設計以及精彩的奇幻效果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的影視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僅影響了亞洲電影人，也受到全球電影人的致敬，包括荷里活電影，沃卓斯基兄弟名震天下的《駭客帝國》中都有香港電影和李小龍的神韻和身影。在那個電影技術尚不發達的時代，這些武打片展現了香港創作者的奇思妙想與驚人才華，同時也在商業與藝術性之間取得了平衡。
《破·地獄》折射港人勇破困境
但硬幣總有正反兩面，香港的武打片風靡全球的同時，也折射出一個事實：香港電影的現實主義題材並非主流。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香港湧現出不少現實主義佳作，如《投奔怒海》《香港製造》《天水圍的夜與霧》《女人四十》以及前幾年的《踏雪尋梅》，這些作品口碑極佳，但數量相對較少。此外，這些作品更多聚焦於對「香港生活」的描寫，對香港社會變遷的反映並不突出。
「但《破·地獄》不同。」蘇牧強調《破·地獄》反映了香港的現實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展現了香港社會的時代轉變，在疫情之前，香港是蓬勃發展的，呈現一片繁榮景象，但是疫情給整個世界和香港造成巨創，使得香港社會從上到下都發生巨大轉折，香港持續向上的狀態被打破，發展面臨重重困難。《破·地獄》正是反映了這一特殊轉折期的變化，以及香港人在面臨難關時表現的昂揚向上的精神——香港人如何克服難關，如何衝破「地獄」？而這種勇於衝破困境的精神，就是香港精神的核心。
佳作是精神的表達
正是因為《破·地獄》對香港現實的深刻描寫，所以喚醒了香港人內心深處的共鳴，也必將在香港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蘇牧指出：「《破·地獄》之所以能登頂香港影史華語片票房榜首，正是因為它基於現實生活，基於香港的社會變遷，基於香港發展面臨的困境，基於香港現在搵工的艱難現狀的『共鳴』。」
蘇牧總結道：「《破·地獄》的票房成功並非僅僅因為熱鬧，而是因為它觸動了香港人的內心，港人要共同突破這種苦難；最好的作品就是精神的表達，這就是為什麼《破·地獄》成為佳作的原因。」
王家衛作品飽含對香港深沉的愛
今年情人節，《花樣年華》在內地重映，斬獲五千萬元人民幣票房，觀眾為周慕雲和蘇麗珍唯美而遺憾的禁忌之愛流淚。但在蘇牧看來，對這部電影的理解不能僅停留在表面，而應深入捕捉其背後的深層內核，甚至可以將它與《破·地獄》結合起來解讀。
「《花樣年華》與《破·地獄》跨越時空形成了緊密連接。」蘇牧解釋道，「《破·地獄》展現了香港人如何實現突破；而《花樣年華》則從精神層面展現了香港的變遷。影片表面是一段愛情故事，但優美背後有種巨大的悲劇感，它從更深層次上表達了王家衛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擔憂，背後是他對香港最深切的關懷與愛。」
蘇牧說：「如果你看過王家衛的其它作品就會發現，他骨子裏並非樂觀主義者。他的所有電影中愛情與角色背後都彌漫着濃厚的哀愁與憂傷。這種憂傷是社會與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香港社會表面繁花似錦，但背後卻隱藏着一種哀愁與悲劇色彩。」
《阿飛正傳》《花樣年華》《2046》被稱為王家衛的「三部曲」，這三部影片的精神一脈相承。蘇牧指出：「要理解《花樣年華》，就必須理解《阿飛正傳》和《2046》。《阿飛正傳》中的主人公像一隻無腳的小鳥，永不停息地飛翔，只有在落地時才會死亡。這是一種極致的浪漫，也是一種極致的疏離與彷徨，反映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人的異化。而《2046》則展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下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同時也表達了王家衛在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迷茫。」
「社會在不斷向前發展，香港在高速發展的背後，是否能一直保持繁榮？是否能一直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與思想？」這是王家衛的發問。蘇牧認為，早在二十多年前，王家衛就預見到了香港發展中的艱難與阻力。但無論遇到什麼，香港人都會以昂揚的鬥志面對未知的一切，就像無腳的小鳥始終在飛翔，這正是香港精神的核心。
「《花樣年華》結尾，梁朝偉在吳哥窟對着樹洞傾訴，這一場景與《破·地獄》中穿越火圈的場景不謀而合，象徵着香港人面對困難時的思索與突破，體現了導演跨越時代的內心憂傷與對香港深切的愛。」蘇牧表示，「最好的藝術是跨越時代且永恒的，而非階段性的。《花樣年華》正是這樣的作品。樹洞是一種隱喻和象徵，代表了今天香港人在遇到坎坷後的傾訴，而這種傾訴不能為外人道也。」
作品兼具深刻思考與藝術
去年，王家衛導演、胡歌主演的電視劇《繁花》上映，廣受好評，劇集將上個世紀老上海的風情呈現到極致。蘇牧表示王家衛並非第一個北上拍片的香港導演：「但大部分香港導演來內地拍電影，都是為了掙錢，為了生存，更多的是電影技巧的表達，缺乏對生命和時代的哲思。王家衛不同，他來內地拍攝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忠於自己的內心，是非常藝術化的表達。比如他的代表作《一代宗師》，《一代宗師》和《智取威虎山》等革命英雄主義電影不同，武俠背後展現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它體現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神韻，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和象徵。但是在現代社會，武俠精神已經逐漸消亡。」
「《繁花》是王家衛對改革開放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藝術化呈現。」蘇牧說：「劇集濃縮了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風起雲湧的社會巨變，觀眾從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那個時期的社會現實與精神躍動。《繁花》之所以在海外華人中引發熱烈反響，正是因為他們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
滬港精神一脈相承
蘇牧表示：「改革開放前，中國曾一度貧窮落後，但改革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政策的支持下，內地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高鐵等基礎設施飛速建設，股票市場與商品經濟欣欣向榮，人們奮發向上，朝氣蓬勃，爭相展示自己的才華，對未來充滿嚮往。《繁花》蘊含着對改革開放之初的上海的懷念和共鳴，那是國家和民族在上升時期蓬勃的精神面貌。《繁花》寫的是內地的時代變遷，是對改革開放的謳歌，也是對一代奮鬥者的致敬。《花樣年華》和《繁花》的精神一樣，都是在特殊社會變遷的場景下對城市的懷念與愛。」
「香港精神與上海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一脈相承。」蘇牧指出，「上海在民國時期曾是亞洲最繁華的城市，被譽為『東方巴黎』。程耳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就展現了那個時期上海的繁華和光芒。許多上海文學家來到香港，促進了香港文藝的發展。某種程度上，香港是對上海的一種傳承。兩座城市雖相隔千里，文化卻相互影響，彼此映照，如今懷念香港就好似懷念上海昔日的繁華。《花樣年華》可以看作王家衛寫給上海的一封情書，而《繁花》中展現的上海蓬勃發展，也正如香港這座紫荊城的欣欣向榮。兩座城市在克服困難、努力建設的過程中，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鏡像映射。」
（來源：香港文匯報A17：文匯專題 2025/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