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2月19日在大公報《「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筆談》專欄刊發文章《把握好融合和差異的辯證關係》，文章稱，必須處理好「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如何在互相尊重差異的前提下，發揮各自的優勢，促進香港和國家共同發展，是「一國兩制」往前發展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文章指出，香港居民過去二十多年已經以自身行為說明，從結婚、生育、讀書、工作、移居到養老，兩地融合的廣度與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文章指出「兩制」之下的三大差異：制度差異、規模差異與文化價值觀差異。香港和內地在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上的差異，是多年來融合的重要基礎；兩地規模的差異導致民眾之間的交往容易產生矛盾；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兩地的文化和價值觀有所差異是不爭的事實。
文章最後強調，展望未來，只要我們更好把握好「一國兩制」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真正做到香港制度既有異於內地也有益於國家，它就必然具有龐大的生命力，達到行穩致遠。
以下為評論文章詳細內容：
把握好融合和差異的辯證關係
何建宗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
2024年12月20日，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肯定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深刻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經驗，並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了新階段。」
2025年1月，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專題研討會上指出，要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把握好四條規律性認識，其中第一條是要牢牢把握「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正確發展方向，他表示「一方面必須堅守『一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一切，守護『一國』，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另一方面必須堅定『兩制』，尊重『兩制』差異，發揮『兩制』之利，充分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保持香港、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保持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位長期不變，保持香港普通法和澳門歐陸法制度長期不變。」
如果要用一組概念概括「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國策的關鍵成功要素，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實踐經驗，我認為是必須處理好「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事實上，融合的動力來自「兩制」的差異，沒有差異就沒有融合可言。理想的融合應該是優勢互補，壯大而不是削弱自身的基礎；如何在互相尊重差異的前提下，發揮各自的優勢，促進香港和國家共同發展，是「一國兩制」往前發展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一、香港人從疑慮回歸到全方位與內地融合
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在天主教的教會學校讀中學和小學。在1980到1990年代，小孩子對祖國內地的印象就是比較落後，無論是在羅湖過關綿延不絕的長龍，晚上漆黑一片的街道，或者是內地同胞不一樣的服飾、文化和習慣，對於當年的香港人來說都是比較負面的事情。
實事求是的說，在上世紀80年代，不少香港人對於回歸是有疑慮的，主要擔憂兩方面：第一是私有財產會不會被沒收？第二是原來自由的生活方式會不會有改變？當年國家正摸索着改革開放的前路，內地人民的自由程度跟現在完全無法比擬：當年無論是擇業，遷徙甚至結婚都沒有完全的自由。這也是為什麼基本法在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當中，有第三十一條保障遷徙的自由，有第三十三條保障選擇職業的自由，有第三十七條保障婚姻與生育的自由。假如歷史重寫，假如基本法是在2000年後頒布，這幾條很可能就不會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普選的訴求當年在大部分香港人心目中並不重要。
然而，隨着國家改革開放，國力逐步提升，過去二十多年，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是全方位的。以下列舉一些人生不同階段的數據來描述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的關係。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而通婚可以說是兩地居民之間最深度的融合。在過去的十年間，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婚姻數量約佔香港註冊婚姻數量的三分之一。這意味着，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和習慣互為影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教育方面，香港擁有國際頂級院校資源，內地學生來港讀高等教育的熱度多年來只增不減，截至2023年底內地學生來香港就讀人數同比增長32%，超過6萬人，這批學生畢業後可以留港一年尋找工作，自入學起住滿7年可領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而這些所謂「港漂」既整體提升了香港年輕人的素質，但也對本地年輕人構成激烈的競爭。
同時，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優良的高等教育也吸引越來越多香港學生到內地升讀大學。自2012年推出「免試收生計劃」後，香港學生可以三種方式赴內地升學，據統計，在內地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人數由2021/22學年的逾1.84萬名、2022/23學年的逾2.15萬名，增至2023/24學年的逾2.33萬名。兩地教育交流促進人才流通，為兩地在經濟與文化領域的合作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自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香港與廣東省九市融合發展不斷加速，建設了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硬聯通」日漸完善，2024年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超1620萬人次。「軟聯通」加速推進，醫療、社保、專業資格互認等規則銜接不斷深化等等，帶動香港融入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國家發展戰略大局。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讓兩地在民生領域的聯繫更加緊密，香港人大規模「北上消費」成為趨勢和潮流。據香港入境處數據顯示，2023年全年約有5300萬左右港人北上，相當於平均每位香港居民「北上」7.2次。2025年春節期間，WeChat Pay HK用戶北上消費宗數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0%，其中餐飲、零售、繳費等內地服務場景交易筆數增長超過一倍，內地個人小商戶交易增長更為顯著。
此外，香港居民往內地養老也越來越多，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估算，約10萬名65歲或以上香港居民長期在廣東省生活。這些老人當中，既有需要在老人院被照顧的，也有已置業選擇回內地退休的。在香港「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下，2021年至2023年，香港居民在港大深圳醫院申領的醫療券金額共3493.5萬港元，申請宗數10.68萬宗。內地養老已成為不少香港老人安養晚年的選擇。
香港居民過去二十多年已經以自身的行為說明，從結婚、生育、讀書、工作、移居到養老，兩地融合的廣度與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些主張香港要與內地區隔的人，既是無知與傲慢，也是違背了主流的民意。
但在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大環境下，香港與內地在政治上仍然維持較大差異，即出現政治融合一條腿慢，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快的現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過去在堅持「兩制」的同時，愛國主義教育出現缺失，「全面管治權」也沒有完全落實，「上層建築」未能適應兩地融合的事實，某程度也是導致2019年黑暴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隨着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不單止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治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也是在新形勢下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對促進香港政治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二、「兩制」之下的三大差異
在「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因為優勢互補促進了融合，但我們卻不能否認兩地客觀存在着各種差異。香港未來的發展要行穩致遠，不是要「消滅」兩地的差異，而是要把「兩制」之「異」化為「兩地」之「利」，即我們經常講的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具體而言，我認為，內地和香港主要存在三種差異，兩地政府日後在制定各種政策的時候應該注意。
第一是制度差異。香港和內地在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差異，是多年來融合的重要基礎。這種差異使香港發揮國家與國際接合點的重要角色，也讓香港作為國家深化改革的試驗場。以證券市場為例，在1994年，首隻H股在香港上市，揭開了內地企業來港上市融資的序幕。來港上市的股票由國企、紅籌到內地民營企業，過去三十年的發展進程一方面協助內地企業集資壯大，也讓香港各行各業尤其專業服務業受惠。
制度差異的另一好處，是國家可以把部分改革專案在香港試行，累積經驗後逐步推廣。這種試點形式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沿用。無論在股票市場、人民幣離岸市場、CEPA等等，過去二十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可控的、與國家接軌的經濟體，與國際市場進行互動。
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香港包括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在內的「八大中心」定位。在金融經濟方面，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下，擁有與全球接軌的金融體系，對國際經濟市場有高度敏感性與適應性，在全球資本流動、資訊交流、技術合作等方面的引領作用。在法律等專業服務方面，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普通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大部分都實行普通法，除了訴訟，仲裁和調解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當中可發揮更重要的角色。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面對複雜的國際商貿規則及法律環境，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可以為企業提供專業而多元化的服務。
第二是規模差異。內地與香港的制度差異造就了大量融合和發展的機會，然而，兩地規模的差異導致民眾之間的交往容易產生矛盾。過往「個人遊」帶來的內地遊客和相關爭議是最明顯的例子。當年來港內地遊客急升，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大幅升值；現在內地跨境電商發達，人民幣貶值而香港消費又高，導致來港遊客無論數量和消費額都出現減少。因此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到兩地規模差異的因素。比如大灣區的融合，一方面措施不能完全對等：「港車北上」比「粵車南下」的步伐肯定要快一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有序放寬鄰近城市（比如深圳）來港的便利度，有利兩地經濟社會的全方位融合。
第三是文化價值觀的差異。香港和內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兩地的文化和價值觀有所差異是不爭的事實。但客觀地說，隨着過去四十多年國家改革開放、各方面和世界接軌，中國人對外地尤其西方社會了解大增，尤其是隨着兩地人民的接觸越來越多，內地社交媒體在香港越來越受歡迎，這些差異正在縮小。
那麼，在「一國兩制」的新階段，我們應該怎麼應對這些差異和矛盾？我認為，「一國兩制」不只是促成港澳回歸的權宜之計，更是調和當今世上兩大制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創舉。「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本身就是一個協調和化解矛盾的產物。我2017年創辦的智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正是回應這個時代的呼喚。智庫由內地年輕學者和香港年輕專業和跨界別人士組成，以「對話、橋樑、前瞻」為理念，就「一國兩制」的實踐和未來進行研究，讓兩地年輕人一同探索「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
三、香港未來的必由之路：既「有異」於內地，也「有益」於國家
自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制度維護了香港高度自治權，在「一國兩制」制度下保持了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這一制度的巨大優勢和強大生命力，幫助香港渡過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新冠疫情，曾在社會動盪時局下，堅守「一國兩制」，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讓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在「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階段，香港既要堅守「一國」的核心原則，也持續發揮「兩制」所帶來的制度優勢，汲取成功的時代實踐經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新階段的香港必須充分發揮獨特作用，立足自身定位與優勢，促進香港進一步「融合」國家發展大局，縮減兩地「差異」，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國際一流的新時代「一國兩制」示範區。
總結而言，香港的制度既要「有異」於內地，更要「有益」於國家。過往的慘痛經歷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香港基本法賦予特區民主制度的發展，最終達到普選；但過去反中亂港分子濫用香港的制度差異，圖謀藉「普選」脅迫中央，衝擊「全面管治權」甚至危害國家安全；基本法也前所未有賦予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也是同一批反中亂港分子濫用中央對特區的信任，多年阻撓立法，最後導致「港版顏色革命」在2019年上演。展望未來，只要我們更好把握好「一國兩制」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真正做到香港制度既有異於內地也有益於國家，它就必然具有龐大的生命力，達到行穩致遠。
（作者為「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
（來源：大公報A13：評論 2025/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