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際金融論壇（IFF）理事、日本住友商事顧問、日本國際經濟戰略中心理事長中尾武彥接受IFF專訪，針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全球經濟狀況和國際合作等經濟熱點，分享了他的觀點。
IFF：您如何評價加息對日本經濟發展勢頭的影響程度？倘若加息舉措因日圓升值而抑制了出口對日本經濟的貢獻，您認為日本需求是否足以支撐日本經濟復甦？
中尾武彥：如今日圓貶值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已不像往昔那般顯著，因為日本企業在國外已擁有諸多設施。此外，日圓疲軟對家庭層面亦存在負面影響。一方面，進口商品變得更為昂貴；另一方面，這也意味着按照國際標準來衡量，日本人會感覺自身財富縮水，進而會導致消費及投資支出減少。這是一種負面的「財富效應」。
另外一個後續發展源自利率調整，因為加息會增加家庭的利息收入。在日本，家庭通常扮演債權人角色，而政府則為債務人，日本政府從家庭以及其他經濟部門借取了大量資金。所以，隨着利率上升，購房者等借款人會感受到負擔加重，然而養老金領取者以及其他儲蓄者則會從中受益。總體而言，這屬於積極影響，能提振人們的情緒。
回歸到匯率問題上，日圓價值的變動對於消費者以及經常從國外收購公司的企業界而言，均屬於重要信息。倘若日圓更為廉價，意味着收購外國公司將會變得更為昂貴，而外國公司則能夠更為輕鬆地收購日本公司。
低出生率趨勢難改善
IFF：除了財政狀況，日本新政府還會面臨哪些挑戰？
中尾武彥：長期存在的挑戰就是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口減少。新政府目前應該考慮能夠扭轉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減少態勢的政策。岸田政府一直強調這一點，或許會有一些改善，但我覺得日本無法徹底恢復到過去的生育率，或者達到2.1的人口更替率。在日本，目前這一比率約為1.4。中國如今的出生率也不高，在韓國更是只有0.7左右。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但其他很多國家也面臨着同樣挑戰，其中一個緣由在於，對於女性而言，結婚和生育已經不再是自然而然就會去做的事情，如今更多的是一種基於自身價值觀的選擇。即便政府持續提供育兒資金並鼓勵人們多生育子女，這種趨勢也並非輕易就能改變的。
但這對經濟的影響極大，因為低生育率就意味着老年人口始終會多於年輕人口，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形成「人口負擔」。總人口在減少，同時老年人口比年輕人口多出許多。人口的年齡結構也並未改變，依舊呈現為倒三角形。
IFF：當下中國面臨低通脹、低出生率等問題，與日本曾經的經歷相似。您對中國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議？
中尾武彥：如今中國和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相似之處在於，可能會出現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情況。
在中國，這會給需求端帶來極為負面的影響，民眾會傾向於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同時，房地產開發商也會受到波及，因其房屋銷售難度增大。再者，向開發商和購房者發放貸款的銀行可能面臨貸款無法收回的困境，地方政府同樣會受到衝擊，因為他們以往通過土地出讓或使用權出讓獲取大量收益的情況將不復存在。
這是中國與日本的部分相似點。解決這些問題至關重要，不過，在我看來，繼續推行主要以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為主的刺激政策並非良策。因為中國在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已然存在過度投資的現象。更為有效的策略應當是直面需求不足的挑戰，着力促進消費而非注重投資。
中國的消費不像其他一些國家那麼強勁，這也和福利及其他相關制度有關。中國應當思考如何構建更為有力的再分配制度，以此縮小貧富差距，推動中等收入群體也就是中產階級的消費，並且幫助貧困人口逐步成為中等收入消費者。
與此同時，極為關鍵的是中國不能陷入通縮螺旋。為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可以更具擴張性，但這些財政支出的使用方式同樣十分重要。倘若依舊如以往那般主要用於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並不會很高。務必要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來支撐中產階級消費，促使貧困人口融入中產階級行列，防止社會差距進一步擴大。
IFF：您曾領導亞洲開發銀行多年，對多邊機構的運作非常熟悉。您如何看待多邊機構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減弱的現象？如何增強他們的作用？
中尾武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在過去更具影響力，原因在於當時發展中國家數量較多，且發展中國家對資金的需求更為迫切。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對外界資源依賴程度極高，所以當中國於1978年成為亞洲開發銀行成員時，亞洲開發銀行對中國的影響更為顯著。同樣，日本對中國的官方發展援助（ODA）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在推動中國發展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提升了日本的影響力。
所以我不會說國際組織已經變弱了，而是這些機構的成員構成如今發生了變化，從某種意義上這是一件十分積極的事情。但與此同時，大家不應忘記，所有相關方都必須通過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進行協調。
我希望除了這些機構的傳統捐助者和支持者，如美國、歐洲和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也應當在管理這些機構方面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我認為這一進程正在推進，世界應當進一步強化國際組織的作用。在這方面，美國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例如，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由於缺乏美國的支持而運行不暢。總之，世界應當更加關注國際組織的工作，確保其具備足夠的影響力，國際社會應當為此展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