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當前世界面臨嚴峻挑戰，地緣經濟碎片化加劇，國際合作從未像現在如此緊迫，一個缺乏合作的世界將使全球可持續發展變得更為艱難，其危險程度超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的任何時期。在此背景下，《大公報》與國際金融論壇（IFF）合作，推出「國際金融論壇（IFF）」專欄。專欄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為基點，致力於向全球傳遞深刻見解，並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金融解決方案。
國際金融論壇（IFF）是獨立的、非營利、非政府國際組織，2003年10月由G20國家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相關機構及領導人共同發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領域高級別常設對話機制和多邊合作機構，被譽為全球金融領域的「Finance 20」。從創立至今，IFF與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100多家國際和地區組織、500多位全球政要和財經領袖保持了緊密聯繫，建立了全球經濟、金融和公共政策領域戰略對話、交流合作、實踐創新、學術研究和人才培育平台，推動金融服務世界，促進全面可持續發展。
文|安頓·馬斯凱特里
後新冠時代凸顯出眾多高債務經濟體國家所面臨的艱難財政抉擇。金融危機過後，許多國家的公共債務大幅攀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IMF2024年10月財政監測報告》着重指出了問題的嚴峻性，預計到2024年底，全球公共債務將達到GDP的93%。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未來三年全球經濟出現嚴重不利情況，全球債務與GDP之比在此期間最終或達到115%。
不同的國家面臨的情形各異。比如，中國確實有空間與契機在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監管把控的同時，為地方政府提供短期財政支持，並支持國內消費以促進房地產市場調整。這些觀點在IMF 2024年8月針對中國的第四條磋商中均有明確闡述。
然而，很多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都面臨着極為嚴苛的財政政策限制，歐洲國家的情況尤為突出。而此時恰逢這些國家需要通過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提升生產力，或者對向淨零排放轉型加以管理的時機。對於這些國家，公共部門眼下在研發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需求尤為迫切。
德拉吉報告以極為嚴峻的措辭闡述了歐盟所面臨的競爭力挑戰：
「歐盟正邁入其近代歷史上首個不再有人口增加支撐其增長的階段。一直到2040年，預計勞動力每年將會減少約200萬人。我們則不得不更多地憑藉生產力去推動經濟增長。倘若歐盟一直維持從2015年以來的平均生產力增長率，那麼到2050年也僅能讓GDP維持不變──而此時，歐盟恰好面臨着一系列全新的投資需求，這些需求都得依靠更高的經濟增長來提供資金支持。」
「為了實現經濟的數字化轉型、脫碳化目標並提升國防能力，歐洲的投資在GDP的佔比需要提升大約5個百分點，達到20世紀60、70年代的水平。這可是前所未有的情況，與之相比，在1948至1951年期間，馬歇爾計劃所提供的額外投資每年大約只佔GDP的1%到2%……」
儘管德拉吉報告的大部分內容與融資和財政政策無關，但它強調了歐洲對於共同安全資產和聯合投資項目的需求。顯然，若無重大的聯合公共投資，將難以應對報告中所凸顯的挑戰。
同樣，在英國，在新工黨政府首個重要財政政策公告之前，一直存有重大爭議。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英國現行的債務與GDP財政規則存在對公共投資不利的情況，該規則要求債務比率需要在預測期的第五年有所下降。我和其他經濟學家9月份致函給《金融時報》，強調了這一問題。
在這方面是存在可選方案的。IMF財政事務部在今年7月發布了一篇頗具趣味的論文，作者是Hua Chai、Jason Harris和Alexander F. Tieman。這篇論文研究的是，在評估財政可持續性的時候，能否不再僅局限於依靠基於債務與GDP比率的財政規則。
論文提出，採用資產負債表目標，也就是把中長期財政政策定在公共部門淨資產目標上，可能是更合適的做法。這樣做不會對投資形成抑制，而且最終還有可能降低債務與GDP的比率。
需構建事前評估機制
當然，作者也清楚，採取這種錨定方式還是存在問題的。特別是需要針對潛在投資構建完備的事前評估機制，另外，這種方法可能會對那些社會回報高但財務或GDP回報比較低的項目產生不利影響。我所擔憂是可驗證性問題，以及如何確保財政當局不會出「自己給自己評分」的狀況。這在我之前的博客中提到過。
就英國而言，我極力主張採用一種更為細緻的辦法，既同時將資產負債表（比如公共部門淨資產，或者公共部門淨金融負債），和債務與GDP佔比當作指標，又要求獨立監管機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來評估英國政府是否在施行可持續的財政政策。這種多種指標的方式能夠化解許多評論者所着重指出的資產負債表指標方面存在的問題。
我堅信，就如同央行保持獨立性有助於解決通脹一樣，各國要解決中長期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要保證民選政府和負責評估債務可持續性的獨立財政機構之間實現權力分立。當然，這並非易事。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概述了在限制政府財政政策選擇上所存在的敏感之處，這種敏感在政治家群體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然而，財政政策是會產生代際效應的，所以在任何長期財政框架裏都有理由建立起「制衡機制」。我覺得，這些問題在如今要比20世紀末更為重要，那時我們還沒有面臨諸如向淨零排放轉型這類有着長期代際影響的挑戰。
（作者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IFF學術委員會聯合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