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魯鄭
特朗普強勢回歸，特朗普取得的選舉人票壓倒哈里斯，打破此前各大民調的預測。如果說2016年大選是偶然，這一次則毫無爭議。事實上回過頭來看，如果不是突發疫情，2020年特朗普仍會當選。選舉結果表明，今天的美國確實根本性的改變了，它不再是一個世界所習慣的所謂自由主義霸權，而是一個民粹主義主導的國家。
美國是一個日趨衰落但仍然對世界有着巨大影響力的霸主。總統大選雖然是它的國內事務，但卻有很大的外溢效應。從大國博弈的角度，中歐關係備受其衝擊。
目前中美歐三方在實力和利益基礎上存在較為穩定的結構性關係。
從美國角度講，它把中國當作頭號對手全力遏制，它需要歐洲盟友的配合，甚至需要歐洲犧牲它的利益。比如不能使用中國的5G技術，不能向中國出售利潤雄厚的芯片技術，最好全面和中國脫鈎等。
從中國角度講，面對美國的打壓，同樣需要歐洲。既要避免歐洲完全倒向美國，還需要歐洲的市場和技術對中國開放。而且放眼全球，歐洲也是唯一一個能對美國產生重要影響的地區。比如2023年中美元首在舊金山峰會之後，中美關係趨於穩定。法國媒體就報道稱是歐洲向拜登施加了巨大壓力的結果。
歐洲會向中國靠近
從歐洲的角度看，雖然它在三方的博弈位置最好，但由於種種原因，比如美國對它的控制、自身喪失地緣政治思維、價值觀束縛、嚴重的一體化障礙以及俄烏衝突等，導致它目前的處境最差。歐洲一方面需要借助中美博弈的歷史機遇左右逢源、爭取時間解決內部的問題，最終形成獨立的一極。因此它竭力避免選邊站。但另一方面，它和美國雖然是盟友，但雙方關係並不平等。北約提供了安全，也把它對美國的從屬地位制度化。它又很難擺脫美國的控制。
目前歐洲面臨多個重大挑戰。內有一體化困境、經濟缺乏競爭力和民粹主義崛起，外有戰略自主、氣候變化、俄烏衝突以及民粹主義的崛起。幾乎每一個問題都需要中國，而且在這些議題上，中國穩定而可靠。反觀美國，如果是民主黨執政，部分挑戰還可以得到美國支持，但特朗普或者其他民粹主義者執政，美國在多種問題上就變成阻力。
以上就是決定中美歐關係的結構性因素。不管美國哪一個政黨獲勝，都不會產生根本性改變，只會有技術性調整。重視價值觀和盟友的哈里斯當選，歐洲會向美國更加靠近。奉行單邊主義的特朗普當選，歐洲會向中國靠近。
具體講，特朗普當選會對中歐關係產生四大積極影響。一是歐洲強化戰略自主的機會來臨，歐洲對華政策有更多的自主權。一方面是由於單打獨鬥的美國放鬆或者不再對歐洲盟友施壓以共同對付中國，歐洲可以更能根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美國的利益來處理對華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美國放棄大西洋主義，認為歐洲是包袱和佔美國便宜的夥伴。二是美國從氣候變化、公共衞生等全球議題退出，只剩下中歐兩方攜手合作。三是美國將同時對歐洲和中國進行貿易戰、關稅戰，儘管力度不一，但效果卻使得中歐雙方共同面對。四是俄烏衝突會很快休戰，中歐之間也由此減少了一個矛盾點。
不過從全球角度講，特朗普再度當選對世界格局最大的影響還在於對二戰後形成的所謂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衝擊，並進而深刻地影響到中歐關係。美國和昔日的歐洲霸主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在戰後憑藉自己的實力建立了一個新秩序。即通過建立一套複雜的體系實現了國際秩序制度化和對霸主國權力約束的機制。
美國之所以這樣做，除了汲取歷史教訓、價值理念、特殊的地理位置外，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美國憑藉自己制定制度的優勢鞏固自身的權力，並以此鎖定其他國家，讓這些國家的政策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從而將權力延續下去。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貿組織都扮演着這樣的功能。
二是美國既然遵守這套制度，也就不得不對自己的權力進行約束，而不能任意所為。這不但提升了美國所建立秩序的合法性，也使得其他實力較弱的大國願意選擇合作和順應，因為這些國家同樣可以借助這套制度擁有一定的發言權，並在未來保留改革這一體系的可能性，這減少了美國統治世界的成本。
霸權主義的新形態
從根本上講，美國以及各國之所以遵守這套制度和接受約束，不是因為道德和價值觀，而是利益使然。
但特朗普認為美國已經是這個秩序的受損者：一方面中國成為這個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國看來已是其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也藉這個制度搭便車，而由美國承擔成本。歐洲盟友多數國家長期軍費投入低於GDP的2%、德國和美國有大量貿易順差，甚至台灣地區佔據全球高端芯片90%的市場都被當作證據。
所以儘管美西方出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歪曲中國是修正主義者，試圖挑戰和顛覆現行國際秩序，但學界卻一致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才是修正主義者，世界正在呈現一個霸權國家積極妨害自身建立的國際秩序的戲劇性場面。這必然導致世界局勢不穩定、公共產品減少、合作降低。
對於中歐而言，雙方要維持現行體系，更要面對美國妨害現行體系所帶來的後果，這是雙方更高的戰略利益。當然，特朗普對現行體系破壞的有多大、他究竟是歷史一瞬還是未來趨勢，都決定着中歐關係能走到哪一步。
（作者為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1：評論 2024/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