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湖
昨日（16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施政報告，其中一項涉及到烈酒稅，進口價200元以上的烈酒（酒精濃度高於30%），200元以上部分的稅率由100%減至10%，200元及以下部分，以及進口價在200元或以下的烈酒，稅率則維持不變。
本次施政報告內容豐富，涉及到經濟、科創、教育、民生等各個方面，應該都會引起社會熱議，而酒稅本來涉及金額不大，酒稅只佔政府收入的0.156%，約7億元，卻引起了眾多媒體關注，議題從9月發酵迄今，本港多家媒體都有報道，成為施政報告中的一個亮點。「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可見飲酒事關市民日常生活，關心的人不少。以筆者之見，本次調低烈酒稅，是順應社情民意、刺激市場消費的合理之舉。
酒是一種相對特殊的日常消費品，不僅與民生相關，對酒的認知往往涉及到信仰、個人行為方式，飲酒過量、酗酒還會引起社會管理和醫療健康問題，所以對酒的售賣管制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需要重視的課題。1919年，美國基於戰時物資管制、特別是信仰等原因，推出了禁止銷售酒精的《全國禁酒法》。禁酒令在美國實施14年，1933年小羅斯福總統任上遭到廢止。一般認為禁酒令確實減少了酒類消費數量、肝硬化死亡率、因酒精性精神病而進入醫院治療的人數、因公眾醉酒而被捕的人數以及曠工率。反對意見則認為，禁酒令限制了個人自由，減少了稅收，同時禁酒還帶來了有組織犯罪的蔓延，黑市繁榮，地下賣酒活動屢禁不止，執法官員也產生腐敗行為，由於烈酒的走私利潤較高，反使得烈酒更為流行。芝加哥當時最著名的私酒業者之一艾爾-卡彭（Al Capone），據說其犯罪帝國就建立在非法販酒得到的巨額利潤上。
堵不如疏，這是美國的禁酒教訓給後世帶來的啟示，以稅收和價格機制調節市場行為，已成為全球政教合一國家以外管理煙酒行業的主要思路。基於種種原因，本港對酒業已形成重稅制度，對烈酒徵收相當於其進口價100%的重稅，使香港成為全球烈酒稅最高的地方。過去香港經濟強勁，「馬照跑，舞照跳」，烈酒售價高還引不起關注，但近年來香港市場不景氣，特別是三年疫情後的消費北上，對本港餐飲酒吧行業已形成重創。因此，如何提高本地餐飲市場的吸引力，刺激市民提振消費預期，就成為業界和有關方面念茲在茲的考量點，這也是本次減稅政策通過的重要背景。
以筆者來看，本次減稅的細節手法處理細膩，除了控酒組織等基於公眾道德、社會理想等公開理由反對降低稅收，或因此前囤酒而利益有所受損者外，應該說受到負面影響的相關方並不多。對普通消費者，現時進口價超過200元的烈酒數量只佔市場15%，即85%的烈酒繼續維持現有稅率，料對一般市民影響不大。而對有烈酒飲用習慣的市民，過去一支進口價300元的烈酒，降低烈酒稅後稅款為210元，較過去便宜了90元，應能推動貴價烈酒交易。對高端餐飲和酒吧業者而言，由於烈酒售格降低，也增大了客人可能增加酒水消費的預期，從而對整個行業有益。
短時間內會受影響的是政府稅收。現時政府每年烈酒稅收入7億元，預計降稅後每年將少收2億元。不過「堤內損失堤外補」，一方面隨着市場信心轉好，市民增加日常消費也會帶來增長，另一方面市場也會有平衡機制。據政府數據，自2008年香港豁免葡萄酒稅後，酒稅收入一度由近7億元大跌至2億元，不過其後穩步上升，近4年都維持在7億元左右，去年達到7.04億元。
此外，業界期待的是，減稅後可培植和創造烈酒交易產業。根據本港經驗，2008年豁免葡萄酒稅後，香港的紅酒銷售量或消耗量並未突然大增，但出現了紅酒行業興起，產生物流、拍賣、品鑒等新興行業，令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紅酒中心之一。從事進口酒精飲料作批發用途的公司數目，由2008年的310間，增加至2022年的740間。
葡萄酒行業的成功經驗能否複製到烈酒行業，當然還有待觀察。客觀來看，烈酒文化在本港根基不深（相比內地），不同時代的飲酒需求和社會氛圍也在變化，因此冀望減稅後即刻就能拉動烈酒消費並不現實。不過基於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將香港發展為烈酒行業的亞洲中心，是有想像力亦有可行性的構想。
筆者了解的一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1980年代就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內地學者之一，就是一位烈酒愛好者。他1990年代港科大創校之初來港，自述受益於香港的內外貿優勢，喝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洋酒，而在內地亦已少見的白酒廠商早年產品，也因在香港轉口代銷的原因，也都品嘗到了。筆者另一位朋友多年服務貴州茅台，致力於讓茅台酒跨出國門、走向世界，已在若干國家和城市舉行線下活動，最近還在東京舉辦品鑒酒會。之前問他為何不來香港，他直言一方面是已有知名度基礎，另一方面是香港烈酒稅太高，不易帶動銷量。從這個角度出發，在香港和內地深度融合的今天，降低烈酒稅，大大有利於內地白酒企業來港發展，無論是拓展本地市場，還是借船出海，香港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