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春陽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大公報》的創始人英斂之去世。三位留日背景有志辦報的年輕人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走在了一起，合作買下這家負有盛名的報紙，新記公司的《大公報》事業由此開始。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本社同人之志趣》發表，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後來成為《大公報》的社訓。
張季鸞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父親是進士出身的縣令。十五歲那年張季鸞拜關學大師劉古愚為師，與于右任同門。張季鸞日本留學，結識了同盟會群雄。辛亥革命後歸國，曾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秘書，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時年二十三歲。
在張季鸞主導下，從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起，《大公報》「社評」欄目不再署名，此後成為慣例。這樣於立言便利，代表報社全體，也寓有個人不求名的意思。邵飄萍曾經在其新聞學著作中評價張季鸞「張一葦君，頭腦極為明晰，評論亦多中肯，勤勤懇懇，忠於其職，不失為賢明之記者，且自身殊少黨派之偏見。」
一九三七年後在促進全國團結，鼓動人心士氣，發揚民族精神，支持抗戰到底方面，《大公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館址屢遷，七七事變後，津館不保，增闢滬館，然後漢口、重慶、香港、桂林，最後集中到重慶。六地十報，毀一館，設一館，百折不撓，在日寇的飛機炸彈下，同仁流離顛沛，備嘗艱辛，彌久彌奮，堅守崗位，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對於八年抗戰，《大公報》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一份報紙，而成為了民族精神的象徵！從上海的四行倉庫，到武漢會戰的現場報道，《大公報》的戰地記者，總能把最新戰況報告給讀者。武漢失守後移師重慶的大公報，銷量是重慶所有其他報紙銷量的總和。方漢奇曾說，「我曾經是抗戰時期《大公報》除漢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慶、桂林五個版的讀者，可以大體上算得是這一時期《大公報》的歷史見證人，在我心目中，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唱出的是時代的強音，體現的是一代知識分子和中國人的良知、他們熾烈的愛國熱情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張季鸞的如椽巨筆對國事的影響，以西安事變為顯著。他的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乃其一生最有力之代表作，完全以口語白話，語氣親切平易，「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句寫得尤其動人，處處為雙方設想，成為化解矛盾的「血淚之辭」，平衡各方，得到好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張季鸞的文章之功，宋美齡過目後，派空軍把當日的《大公報》加印數萬份，運往西安上空散發。「所有東北軍及楊虎城所屬看了這張傳單式的社評，馬上轉變了態度。張楊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劇變化」（陳紀瀅《胡政之與大公報》）。半個世紀過後，一九八八年張季鸞百年誕辰台灣紀念會上，年逾八旬的張學良在張季鸞兒子張士基面前，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全文背誦了一遍。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胡政之說，「季鸞為人，外和易而內剛正，與人交輒出肺腑相示，新知舊好，對之皆能言無不盡，而其與人亦能處處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于右任讚其「不自顧其窮，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念念在國家，念念在職務」！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4/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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