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春陽
高一涵這個名字，對今天的讀者是陌生的，在百年前他是一位活躍的思想者，與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一樣，其文章廣為傳誦。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十八歲中秀才，二十歲時科舉考試廢除，轉而入西學堂，一九一二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明治大學讀政治經濟科，獲學士學位。在日本結識章士釗和陳獨秀，曾是《甲寅》派的主將。作為陳獨秀的安徽同鄉，他也曾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盧梭的「人類自由觀」最早傳入中國，即通過高一涵的介紹。他說，「盧梭謂意志不可委託於政府，即保重人格之第一要義。蓋意志乃自主權之動因，所以別於奴隸、牛馬者，即在發表此意志，得以稱心耳。」「共和國家之本質，即基於小己之言論自由」。
高一涵雖是從《甲寅雜誌》出來的人，但在文言白話之間，堅定不移支持白話文運動。章士釗曾作質疑白話文運動的演講，說「白話文太簡單，沒有選詞擇句的餘地。譬如我們初學外國文的，想造文句時，常常為詞句及句法所限，不能作出好文字。文言詞句完備，每種意思可以各種詞句達出；白話文簡單，每種意思只可以少數詞字或一個方法達出。」高一涵聽了，即刻寫文章反駁章士釗：
「白話文作得好、作不好，是一個問題；白話文體到底簡單不簡單，又是一個問題。現在作白話文的作不出好文字，只能歸罪於白話文學家的手段太低，卻不能歸罪於白話文的文體。《紅樓夢》是一部白話文體的小說，有什麼意思達不出？《金瓶梅》也是一部白話文體的小說，他描寫一切情形哪一件不是『維妙維肖』的呢？」
一九四○年高一涵任甘寧青監察使，在章士釗的勸說下寫作古詩，在蘭州五年間寫下六百首格律詩。一九四一年他陪同于右任巡視西北期間，前往敦煌考察，他們十月到達莫高窟時，張大千正在那裏臨摹壁畫。高一涵寫了長詩《敦煌石室歌》，描述莫高窟的起源和神韻，評價張大千是「請君放出大手筆，盡收神采入毫巔」。
經過于右任的呼籲，重慶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一月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聘請高一涵為主任委員，常書鴻為副主任委員，王子雲任秘書長。他們一行六人，「像中世紀的苦行僧一樣，披着老羊皮大衣，冒着西北刺骨的冷風，沿着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開始了最艱苦的敦煌之行。」高一涵請當地駐軍義務為莫高窟去沙開渠，還要求當地的軍政要員大力支持國立敦煌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他為早期保護敦煌文化，建立敦煌生態，做出過極為重要的貢獻。
高一涵一九四六年自費刊印詩集《金城集》，收錄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詩作六百二十首。此外，有詩曾記錄南京城的解放：「江南紅雨落花天，江北朱旗照眼鮮。幡出石頭爭棄甲，將飛天塹未投鞭。破荒大業開新運，多難蒼生解倒懸。刁斗無聲軍令肅，青鞋布襪六街前。」
許永璋對其古詩意境有所評價，「文章雄一代，五十始為詩。天地縱橫筆，山川動靜姿。鸞皇刷羽後，韶濩入聲時。盥漱金城集，渾忘肉味滋。」高一涵的《自題小照》則云：「高希翠竹凌雲志，潔羨青蓮出水姿。十丈紅塵混不管，一燈風雨寫清詞」。
（來源：大公報B4：大公園 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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