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旗幟鮮明地展示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性成果和前瞻性方向的把握。《決定》明確支持香港特區繼續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
7月23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行時，明確表示香港「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會精神，把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加快推進香港由治及興。」
無論是《決定》還是夏寶龍主任對香港的寄語，都涉及到了「固」和「興」兩大主題關鍵詞的辯證關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曾表示，「既不忘『固治保興』，也不忘『以興促治』」。「治」是根本，是「興」之根基，「治」不固則「興」不穩；「興」是必然，是「治」之果實，「興」不成則「治」不久。從香港國安法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從黑暴結束再到走出疫情陰霾，香港走過了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撥亂反正階段。此後，「治」與「興」的辯證思考不斷地出現在香港追求繁榮穩定的各個方面。
「治」是根本是「興」之根基
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邁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階段之後，香港社會也面臨着「由治及興」到「固治促興」的轉型和挑戰。然而，「固治」並非僅僅只是管治的水平和能力問題，「促興」也不僅僅局限在物質發展層面。通過學習和領會三中全會的內在精神，筆者對「固治促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進而反思當下香港所要「興」之面向和「治」之應然。
正如許多人所理解的，「固治」首先涉及到的是國安法治的「紅色底線」，也是「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大框架。只有國安港安，特區政府的工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正常地展開，只有「一國兩制」走得不偏不倚，才能實現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是「興」的大前提、大原則。
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時代，新一輪全球格局洗牌開始，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不斷升級。國家安全成為了我國捍衛自身發展利益的首要任務。更為重要的是，正如筆者曾撰文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締造者、維護者和發展者，更是香港歷史前行的引領者和見證者。」在「一國」的領導下，香港賴以自豪的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才得以走得更為踏實。
「固治」也強調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能即政策制定的可行性，項目落實的行動力，尤其是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和解決力度。只有將管治能力的提升具體地體現在管治效能的實現，才能讓更多市民享受到發展的實際紅利，體會到「一國兩制」作為歷史性創舉的現實優勢，才能進一步推動香港的自我改革和結構性轉變。
然而，筆者認為，「固治」的另一個面向則是如何發展並鞏固香港的原有優勢和競爭力，使得以金融、股票、房地產以及航運交通等傳統支柱產業和生產力，在新的治理和發展模式下，轉換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新質生產關係，帶動和開拓更具活力的就業市場，擦亮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的「金字招牌」。
在「治」的基礎上談「興」，就要具有與時俱進的眼光。首先，「興」要有人才之儲備，要使得香港成為高新人才的「高地」。無論是從產業轉型還是到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都離不開人才的創新性參與。《決定》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這實際上是強調了香港目前轉型的核心突破口。隨着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創科人才的來港和龍頭企業的落戶必然會成為香港未來科創發展的動力源，也將會對中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其次，「興」本質上也與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息息相關。無論是大灣區建設的參與還是國內大循環的融入，香港扮演着內地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香港要有意識地助力內地走向世界，拓展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發展轉型，在激活本地市場的同時，牢牢地抓住國內、國際的雙流通渠道，實現新質產業的重新布局。
將發展的「興」落實到民心
最後，「興」更意味着一種向心力、凝聚力，是關乎市民參與社會發展的信心，更是關乎社會認同的核心。將發展的「興」落實到民心，才是能實現建設香港、繁榮香港的關鍵。只有實現共同建設、發展果實為全體香港市民所共享，香港才會實現真正的欣欣向榮，由「興」及心。
「固治」並非是原地踏步，而是夯實「興」的基礎，而「促興」並非只是求發展，謀轉型，它也涉及到如何以「興」治「心」，以「興」治港，以「興」得民。對於香港而言，重新反思和理解「治」和「興」的辯證關係，無疑是一個值得特區政府與香港各界認真思索，積極踐行的新任務和「心」課題。
（來源：大公報A11：評論 2024/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