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毛澤東於8月28日到達重慶，談判43天。期間毛澤東與大公報負責人有過三次接觸，並發表談話。第三次是胡政之以個人名義發出請柬，在李子壩報館設宴款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應邀赴宴。宴會結束時，毛澤東為大公報職工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此時期，周恩來、王若飛等還親自到紅岩新村胡政之家中探望交談。
八年抗戰期間，《大公報》未曾斷絕，1945年12月，胡政之飛抵上海，上海即掛出了「《大公報》總管理處」的牌子，面對新形勢，胡政之準備繼續以「文章報國，文人論政」的理想大幹一場，也謝絕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任行政院院長的邀請。他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
胡政之此前雖認為辦報的要和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但對戰後國共時局表明的主張，認為「這個世界終究要歸共產黨，理由很簡單，貧窮的人最多、最齊心，有錢人是極少數而且越有錢越自私越壞，個人如此，國家亦然。」
解放戰爭結束後，胡政之本打算在廣州成立廣州分社，佔領嶺南市場，但由於政局變化，放棄廣州，離穗赴港復刊。
1948年胡政之去香港復刊港版《大公報》，認為香港復刊是對事業的最後開創。不料一病不起，只得回上海養病，無奈地告別了心愛的報紙。病中胡政之對兒子留下遺言，句句實在，也句句沉痛：「我一生是搞政治的，經營了危險的事業，輿論的牛耳被我們抓住了，但是將來前途如何?很難說。我不願子女們搞那一套，我從社會上取的，將來仍然還給社會，你學了農業科學技術，替社會做好事情，接觸大自然，多麼好!」
臥床一年之後，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於上海虹橋醫院溘然長逝。第二天《大公報》上海版發表他1943年寫的紀念張季鸞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對他自己的紀念。
作為報人，他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他與《大公報》「淵源最深、貢獻最大」。作為報業管理奇才，既能運籌帷幄，又能奮戰採編一線，他以一系列別具風格的辦報理念，帶領新記《大公報》創造了中國報業史上一個難以跨越的高峰。徐鑄成曾說：「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後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大公報》同仁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於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