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胡政之出生官僚家庭，父親曾任安慶知縣，這也奠定了其與皖系軍閥的良好交情。胡政之幼時聰慧過人，稍長考入安徽高等學堂（敬敷書院改創的新式學堂），嚴復此時擔任該校總辦，胡政之嗜書如命，閱讀大量新思潮的書籍、報刊學習近代科學，奠定其思想基礎。
1906年，胡政之父親去世，胡政之輟學扶靈回鄉。1907年，到日本勤工儉學，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1911年，他回到上海，開辦律師事務所度日。1912年成為章太炎主辦上海《大共和日報》的日文翻譯，後歷任編輯、主筆，編發專電，兼寫社論。1915年被派駐北京，以消息快捷受到業內注意。同年6月30日，報紙停刊。此後短暫在段祺瑞政府任內務參事。日後張勛復闢，《大公報》可以輕而易舉採訪段祺瑞，提供有關復闢「獨家消息」正與胡政之人脈關係有關。
1916年與英斂之「面洽以後，入館任事」，加入《大公報》。10月，英斂之出售《大公報》給王郅隆，王郅隆聘請胡政之為總編輯兼經理，主筆總政。王郅隆與北洋軍閥「安福系」關係極深，《大公報》被認為是「安福系」喉舌。胡政之未受到王郅隆關係左右，對《大公報》開始大刀闊斧的革新。
第一步是祛除編造新聞的惡習、務求真實。《大公報》原本是「報館如衙門，主持人稱師爺」，整個報館七個訪員(記者)都是天主教徒，還是「腦中專電」製造專家。胡政之旋即開除六人，餘下一人因為其父親為總統府承宣官(即聽差頭)，便於了解政府諮詢才留下。同時，胡政之聘請林白水、梁鴻志、王峨孫等特約訪員，每天電聯或快郵寄稿。
其次，創刊以來，《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從1916年11月10日起，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後又改成六欄、八欄。胡政之每晚都要在排字房指導排版，最終確定版式風格並影響整個近代報刊風格。
對報紙內容的革新是改革的第三步。1917年1月10日，發表《本報特闢教育實業專欄預告》：「本報同人以為今日救國大計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實業乃國家存亡的關鍵。擬即日於本報特闢教育實業專欄，廣搜名家論著介紹、調查報告，披露各種成績，以供愛讀諸君參考。……」同時刊出《陰曆新年本報大改良廣告》：「(一)中央政聞公正靈敏，世有定評，益將自勉。憲法會議二讀會開議在即，本報指派專員旁聽，當日筆記寄津，次日與北京各報同時揭載，決不落後，而詳略得宜，尤具特色。(二)各省要埠或招聘訪員，或委託妥友，重要新聞隨時報告，藉使讀報諸君周知南北大勢。(三)設『特別記載』欄，隨時介紹海內外名流意見，使讀者興趣橫生，多得實益。(四)特設實業教育專欄……」以此說明改革方向與決心。
1月28日，胡政之親自主持採訪的欄目《大公報》「特別記載」問世。每期採訪一位名流，配發照片，談論的話題無所不包，且採訪對象亦中西兼容。每期標明：「內外各報有轉載本欄記載者，請書明系由本報轉錄。」注重版權問題。同時，開創 「實業專紀」、「教育專紀」報道教育工業，堅持隔日刊出一次，增設「今日銀元行情」、各地股市」以報道經濟，設置「講壇」關注學術動態。
1月31日《大公報》發表神田正雄的《與友邦同業諸彥書》，提出新聞要獨立、公平，擔當起指導國家社會的責任，記者人格修養不足、用力不勤是兩大弊病。新聞從業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黨，才能盡責。這些話對胡政之未來發展有深遠影響。胡政之親自翻譯並且附上己見。此時胡政之對新文化運動報道也是亮點。連續發表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與蔡元培倡導職業教育對大學教育看法，對不同觀點的包容，體現其作為一個報人兼容並包的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