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文匯報》復刊，但受到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仍由嚴寶禮任總經理，徐鑄成任主筆，繼續通過《文匯報》宣傳進步思想，並對報紙進行了改版革新。直至1945年12月，得《中央日報》上海分社社長馮有真的協助，始遷入圓明園路149號（上海《文匯報》現址）三樓的三間房間及樓下一間，社址才有了着落。
嚴寶禮素以辦事果斷、理財有方而著稱，每天軋頭寸，疏通資金周轉，保證文匯報的正常運轉出版。此外，還得應付來自各種「黨國要人」的干擾，陳布雷、孔祥熙、CC均有企圖「有意投資合作」。嚴寶禮為保持文匯報之報格，均一一予以抵制堅辭。妻子袁淑芝曾經講：嚴寶禮為了出報紙，常常把家裏的東西拿出去典當或變賣，有了錢就買白報紙；說他是文匯報老闆，其實是空心大老倌。
1945年底，嚴寶禮、柯靈二人邀請原《前線日報》總編輯宦鄉出任《文匯報》總主筆，宦鄉慨然應允參加《文匯報》，並於1946年1月任《文匯報》總主筆，陳虞蓀、柯靈任副總主筆，又有中共上海文委派孟可權（秋江）擔任採訪部主任、馬季良（唐納）為總編輯，秦柳方、壽進文、欽本立、劉火子、王思曙、石嘯沖、夏其言、麥少楣等相率來參加編輯部工作，陣容為之一新，報紙內容有聲有色。
嚴寶禮決策取得了中共上海文委的肯定，此前《文匯報》的創辦便獲得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的支持，此時更是獲得全力支持。同年3月，徐鑄成脫離了上海《大公報》，回到《文匯報》擔任總主筆，宦鄉改為第一副總主筆，徐負編輯部全責，宦鄉主持言論，陳虞蓀協助，柯靈主持副刊及周刊。其時，又得唐海、王坪、李肇基、唐弢、葉以群、陳霞飛等參加工作，聲勢益振。
3月29日，改版革新，商請郭沫若、杜守素、侯外廬、李平心、吳晗、丁瓚、傅彬然等著名學者專家參加主編各種周刊；並舉辦「星期座談」，就有關重大問題邀集專家交換意見，將紀錄刊諸報端。柯靈主編的《讀者的話》，為百姓仗義執言，也引起讀者的重視。
《文匯報》聲勢壯大，隨之也引來當局仇視，向報社施加經濟壓力，《文匯報》只能得到極少的官價外匯配額。嚴寶禮無奈以黑市外匯的高價訂購進口紙張和油墨艱苦支撐。國民黨另一方面三度派人向嚴寶禮接洽，企圖以巨款收買《文匯報》，均遭嚴寶禮拒絕。1947年5月，《文匯報》連續以大量篇幅報道各地愛國學生反戰愛國運動，5月25日，由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文匯報》、《聯合晚報》、上海《新民報》三家報紙停刊搜查。嚴寶禮稱：「《文匯報》當時之所以受讀者的歡迎，決不是一二個人的力量，而是由一批為尋找中華民族的解放，為振興中華的崇高目標的志同道合的新聞工作者群策群力努力奮鬥而辦好這份報紙的，他們有共同的信念，並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始終不渝地朝這一目標前進。我個人不過起小小的螺絲釘的作用罷了。」由於嚴寶禮拒絕接受國民黨提出的復刊條件，《文匯報》一時無法在上海出版。曾一度與葉元合作，用《國民午報》名義發刊，亦受到摧殘而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