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國敏
將澳門與香港作簡單的比較，會更能充分説明其中的問題所在。澳門人口是香港的約1/10，而澳門的確診個案是70多個，若乘上10倍（等同香港現在的人口），那澳門確診人數也只是700至800人左右；但香港的確診總數是約8300多人，是澳門的足足十倍還有多。因疫病亡方面：澳門是零死亡個案；而香港因疫死亡是133人；且澳門整個社會已有近半年未有確診個案（全澳門清零），而香港現在每天都在呈雙位數甚至三位數的躍增，全港18區，無處不有，災情四起，沒完沒了。
當然港澳兩地的人口、面積和社會情況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兩地抗疫防疫的成績單天差地別，原因何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是，兩地政府之頂層班子，所制定的防疫抗疫方針和做法差天共地。澳門堅持在防疫抗疫方面緊跟國家的防疫抗疫戰略步署，全國一盤棋，與廣東省、大灣區實行聯防聯控，互通消息，緊密協作，採取一系列早檢測、早診斷、早隔離、早醫治的「四早」措施，「應檢盡檢」、「應收盡收」，以人為本、生命至上，雷厲風行，撲滅疫情。
要市民大眾不受疫情的肆虐甚至被奪去生命，要社會的經濟、商業運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得以短期恢復和不致於一蹶不振。在當下採取內地行之有效（諸如應檢盡檢、應收盡收）的嚴格、嚴密、嚴控的抗疫措施十分必要，哪怕「犧牲」暫時性的個人自由、人權甚或私隱都在所不惜。
因為在市民大眾的生存權，社會經濟的不滅權面前，個人的一些權利是可以讓道的。只有發動全民，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積極做到不要「損己不利人」，和不要只着重個人小眾，而忘卻、忽略社會大眾。大家團結一致，朝着同一個防疫抗疫目標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打贏新冠病毒的城市保衛戰。
綜上所述，在同樣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的澳門做到了，且抗疫的成績單十分靚麗，它百業興旺，市民的日常活動和商業運作正常有序，熙熙攘攘、心情舒暢。它與廣東省、大灣區（除香港外）早已通關、通行，兩地民眾憑健康碼自由往返，根本不需要什麼抵境14天的強制隔離措施。
澳門市民正在分享前些時間防疫抗疫的社會整體付出，和由此帶來的社會整體紅利。上天是公平的，有什麼樣的付出，就有什麼樣的收獲，俗稱：種什麼花就得什麼果，不論澳門和香港，都同樣離不開這個大自然的法則。
講完澳門的羨煞旁人，再講回香港這邊的斯人獨憔悴。這兩地的防疫抗疫之成效何以差天共地呢？唔怕唔識貨，最怕貨比貨，有比較自然就有區分。
香港的防疫抗疫方針和做法與澳門基本上大相徑庭，首先在全社會、全港人範籌的早檢測、早診斷、早隔離、早醫治這「四早」抗疫工作方面，香港是形同虛設，似有還無。頂層官員和四大醫護專家，只慣於七嘴八舌、標新立異，所有的防疫方針、策略和做法，都建立在嘴巴上，講就天花亂墜，做就有心無力。這一年來的抗疫全無章法，全無統籌。各自為政，互相推諉。
在內地及澳門踐行疫情就是戰情，以戰時狀態來應對疫情，全民動員，八方調度。以「1+1=2」甚或大於2的社會整體效果呈現與疫情戰鬥的良好態勢。
而香港方面呢？記得在7、8月時，時裝界名人鄧達智因樣本化驗被確診，其本人在家足足等了一星期才獲安排送院醫治。有深水埗榮發大廈有12名確診居民，也在家等了一個多星期之後才獲安排送院醫治，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試想下，確診病人由於沒有及時送院醫治，一來在家居會影響及感染同住家人，（而同住的家人每天也如常外出上學或上班，因而有機會傳染其他市民），其本人在住家周邊活動也會影響及感染附近居民；二來因送院不及時而延誤醫治。在本月中就有確診62歲女病人，在家中因等待送院安排已好幾天不果，無奈在家中病發身亡；李偲嫣夫婦在送交檢測樣品逾十天，還未收到檢測結果，結果李偲嫣因延誤醫治而命喪醫院。這些發生在幾個月前的失誤和疏漏，在今天依然重複又重複地發生，這説明什麼？説明港府的防疫抗疫工作從方針、方略到行動、行為，都是一團糟，一盤散沙，毫無章法、毫無組織。頭痛醫頭、罔顧人命，難為這位陳局長還厚顔自詡特區政府（包括所謂專家）的防疫抗疫做到張馳有道，科學治疫。
香港與澳門剛好相反，以「1+1≠2」甚或少於2的社會整體效果，呈現與疫情戰鬥差劣的態勢。正所謂將帥無能，累死三軍。以林鄭為首的香港防疫抗疫指揮班底，從年初的疫情一開始就偏向西方歐美社會「佛系」抗疫那一套，自成一格，與廣東省、澳門等地行之有效的「聯防聯控」的防疫抗疫措施少跟隨、少融合、少借鏡甚至少溝通。內地的一大群抗疫專家蜚聲中外，學術一流，尤其是抗擊「沙士」的共和國英雄、流行病學的泰鬥鍾南山院士，澳門的賀一誠特首在疫情爆發之初，已誠邀鍾院士蒞臨澳門指導防疫抗疫，虛心聽取鍾院士的指導意見，並結合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打了一場澳門新冠病毒的全民保衛戰，並取得階段性勝利。
香港方面呢？大過相形見絀。這還存在於香港特首的傲慢與偏見，甚少或不屑與內地的防疫專家交流意見，虛心聽取和借鏡內地專家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在疫情爆發的年初至年中，從沒有像賀一誠特首一樣，主動安排、拜訪鍾南山院士，或邀請鍾院士蒞臨香港作防疫抗疫的指導，虛心聽取鍾院士等內地專家的意見。筆者在今年八月從報紙得悉林鄭特首要上京開會幾天，而同一時間鍾南山院士也剛好在京開會，筆者馬上致電特首辦，建議林鄭特首伺機安排與鍾院士在京會面，認真聽取鍾南山院士對香港社會防疫治疫方面的指導意見，回港後作出防疫抗疫有效的針對性部署。
但言猶在耳，莫講話林鄭特首會能夠做到虛心向鍾南山院士請教，其甚至連鍾南山院士在上月的國際性流行病學交流會議上，對香港就防疫抗疫工作中的不足和短板作出呼籲，他對傳媒表示：面對目前香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襲擊，香港社會必須盡快推行全民核酸檢測，並以此作為篩查，隔離社會上染疫者與健康人士之嚴厲有效手段，從而切斷病毒傳播鏈在市區的不斷蔓延，以免造成香港更為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林鄭特首不單未能做到虛心聽取、認真考量，反而個人武斷地、主觀地、不知天高地厚地、不切實際地誣之為「做全民檢測，只是一個流於口號的行為（意即有姿勢，冇實際），沒有科學依據」。推而搪之，束之高閣。這林鄭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真是到了無以復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鍾南山院士本着醫學家的社會良知和學術根底，就香港防疫抗疫的短板大聲呼籲，到底是不是一句口號，具不具有科學依據？不是由林鄭等人説了算，而是由客觀的香港抗疫差劣社會事實，和內地、澳門實實在在的抗疫成功經驗説了算。
目前香港社會在疫中所呈現一年來的防疫抗疫惡性循環，沒完沒了的失敗局面，不就是特區政府（包括所謂的四大專家）治疫無方所造成的麼？就像美、英等國，由於執行所謂的「佛系」抗疫手法，到頭來國民的性命大量喪失，封城、鎖國，變成了人間地獄。這鐵一般、活生生的事例，血一般的教訓，難道還不值得林鄭政府憣然醒悟麼？做得不好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今後知錯能改，放下傲慢、自視甚高的庸官和所謂專家身段，借鏡珠玉在前的內地和澳門等地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
而那些所謂的「盲撐派」，不是抱着是其是、非其非的社會管治道德倫理，林鄭政府把香港的防疫治疫搞到一團糟，這已不僅僅是影響到本港社會，也深深地影響到整個中國。林鄭政府的抗疫工作做得不好，作為社會主人翁的市民大眾為什麼不可以提出批評？
市民提出實事求是的批評就是為政者改良工作的驅動力。如果盲撐派於客觀事實之不顧，於社會及百姓福祉之不顧，繼續這個連盲嘅都要撐的愚昧、蠢鈍行為，不單於己無益，也害了你要不顧一切去盲撐的林鄭特首本人。
最後轉載點新聞評論員文章之一段作本文結尾，以引發大家從中領悟和得着：
時至今日，香港的抗疫防疫已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衞生問題和執政管理能力的問題，而是如何體現「一國兩制」的優勢而不是展現「一國兩制」劣勢的政治問題，是能否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展現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政治問題，是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國」與「兩制」關系緊密互動的政治問題。香港抗疫的失策失據甚至失敗不僅危及港人生命安全，損害港人財産安全，破壞經濟民生，更可能危及「一國兩制」實踐。説白了，疫情絕非枉死幾個人那麼簡單。
